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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然风骨——大学里的老建筑》:大师之外有“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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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傲然风骨——大学里的老建筑》,顾嘉福、陈志坚主编,中西书局2013年12月第一版,2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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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评价大学时,论者往往会引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并且大多是用此话来批评当今的大学纷纷建大楼。不过梅贻琦此话的本意,只是强调大师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就轻重缓急而言,大师应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大楼一时没有还可以克服,而要是没有大师,就不成其为大学了。但他并没有将大师与大楼完全对立起来,更不意味着大学有了大楼就不能出大师,或者将大楼拆了大师就应运而生。

  2017年2月25日,身穿红色唐装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雷泽·斯托达特与西装革履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文艺家冯骥才先生相聚天津大学北洋大讲堂,共同展开一场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跨界对话。

实际上,在梅贻琦当校长期间,清华大学就有了很好的大楼。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清华图书馆查古籍,第一次走进老图书馆;以后又有机会在小礼堂作讲座,在老建筑中录制节目;不禁惊叹老清华的“大楼”竟有那么高雅,那么宏敞。这更证明,将大师与大楼对立起来,绝非梅贻琦的本意,更不是中国大学的传统。相反,只要稍有条件,中国的大学就会兴建或改善“大楼”——校园、校舍和各种设施,毕竟这是学校安身立命的场所,也是师生须臾不可或缺的条件。

  

但此“大楼”不是彼“大楼”,不是贵族的府邸、巨贾的豪宅、名流的雅舍,更不是帝王的宫殿、宗教的神坛、官僚的衙署,也有别于喧腾的市廛、闭塞的村落、摩天的高楼,而是一座与“大学”这个名字相称的真正的“大楼”,有自己的功能、自己的特色,更有自己的风骨。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典礼上讲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此之后,大学建设若强调人才之重要,必冠冕堂皇引之;若再谈大楼之谓,便似乎矮了三分,底气严重不足。加上“非”“有”更似强调非此即彼的关系,令今人常易生误读,以为大学之大,纯靠大师,与大楼无关。于是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常有一种错觉:办大学,我们大楼的条件已经足够了。甚至如今很多地方投入巨资推动“双一流”建设,大都规定经费大部分用于人才引进,基本不能用于基建、设备等用途。因此,颇有必要重识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的关系,以对当下一些误入歧途的办学实践起到一定的匡正之功。

这些“大楼”都称得上大,无不气度恢弘。前些年去武汉大学,看到复建的校门,突出在校园之外,以为这就是原来校园的范围。后来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建校就规划的校园比这范围更大。我一直抱怨我们复旦大学校园的拥挤局促,有一次在讨论学校规划时得知,国权路、政肃路一带原来都是学校已购置的土地,到了“大跃进”时才用来支援生产队养猪、搞生产,让居民建住房。不少老大学都是在20世纪前期规划建设的,有些大学还是私立的,学校师生数量不多,初创时往往少得可怜,那时的中国很穷,政府穷,民众更穷,却舍得为大学花钱,花大钱,还留下那么大的发展余地!

  1、不可割裂来看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

这些“大楼”充分体现尊师重教,以人为本的宗旨。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甚至省立大学,在学校的建筑、设施和功能方面大多以一流为目标,直追欧美苏,以充分满足师生教学、科研、实验、实习、体育、娱乐、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如燕京大学画栋雕梁、曲径小院的仿古建筑内,电灯、电话、暖气、热水、浴缸、抽水马桶等当时最先进的设施一应齐全。清华、燕京等校当时的教师宿舍至今令教授追忆或艳羡。复旦在1956年建了一批教师宿舍,先师季龙先生时年45岁,迁入了一套四大一小,带厨房、浴室、走廊、阳台的教授房。为陈望道校长和两位副校长建的是独用小楼,校方还宣布今后将为教授们建与副校长住所类似的小楼。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有宽敞的住宅,助手可以来家工作,也可在家为青年教师讲课。为了让双目几近失明的他能在甬道散步,还专门漆成白色。

  今人易对梅贻琦的话有所误读,乃在于不了解当时此话的背景。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前一年,即1930年,前任校长罗家伦已委托清华校友杨廷宝所领导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了清华的规划,建成了生物馆、气象台、明斋和图书馆二期,被称作“又一四大建筑”,且和清华原有建筑一样,采用西洋古典建筑的布局,恢宏大气而又有象牙塔之风。梅贻琦回国担任校长时,大楼已成,且经费充足,又面临着当时国家政治中心南移而导致的人才激烈竞争。因此,他认为学校经费更多应投向延揽人才,才有“大师之谓”之说。

这些“大楼”并不追求豪华辉煌,却为体现人文、传承文化、适应环境而刻意求工,中外建筑师由此创造了很多不朽的建筑。燕京大学的校舍校园是美国着名建筑师墨菲设计的,一座座殿堂院落在湖光山色、古树名木中错落有致,宛然当初皇家园林。连一座现代水塔,也以宝塔造型成为画龙点睛的重要景观。

  在梅贻琦当日的演说中,讲“大师之谓”之前还有一段话。原话是:“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因此,梅贻琦实质上是将大楼和大师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的,只是为了防止当时清华校园大兴土木之风的思想蔓延,更加强调人才之难得。而且,所谓“大楼”,不仅指的是建筑,还应包括仪器和设备等,是大学办学硬件的泛指。

永利电玩城,即使一些完全西式的校舍校园,也不显得突兀张扬,在异国情调中融入了中国元素。

  而且,从历史实践来看,梅贻琦也并非不重“大楼”建设。他发表演说当年,便委托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展清华园的建设和规划,在延揽“大师”和建设“大楼”上是齐头并进的。沈理源被称为中国现代建筑开山鼻祖,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当时清华化学馆、机械工程馆、航空馆和静斋宿舍楼等建筑都出自其手。当然,这些建筑风格的背后也显然有着梅校长“大楼”理念的影子——风格朴实谦和,立面简洁去装饰,融合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其后也成清华老建筑之经典。

中国近代和当代的大师,相当一部分就曾经在这些“大楼”中工作和生活,作出了他们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这些大楼中走出的莘莘学子,如今已经成为国家栋梁、社会中坚、专家学者、教授、院士、学术大师、诺贝尔奖得主。这些“大楼”是中国大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的构成部分,是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

  追溯历史,其实当时清华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大楼之谓”的优势,延揽了很多“大师”:当时清华校园建筑和设备基础非常好,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资金支持可以带来优厚待遇,再加上当时的人才流动性也比较好,所以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引进了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园,既有大楼之基,又得大师云集,可谓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期。

岁月流逝,人事沧桑,这些“大楼”或已是风烛残年,或已受到人为破坏,大多已难完好。有的甚至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依靠老照片和回忆录来想象它们当年的风采。所以当我读到顾嘉福与陈志坚先生主编的《傲然风骨——大学里的老建筑》一书后,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些文字,作为对两位有心人的感谢,也希望将这本书介绍给更多读者。

  2、重新审视身处现代性之中的大楼和大师

  因此,在当今大学办学实践中,引经据典固有好处,可以不时提醒主事者应有高远之理念。但若言必称希腊,则有本本主义甚至教条主义之虞,容易误导实践。如今离梅贻琦执掌清华之时已将近百年,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冲击和改造,我们必须对“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重新予以时间维度的审视。

  梅贻琦发表这篇经典演讲的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性浮现并开始涨潮的年代。其标志性的背景即是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无比热情地拥抱象征启蒙的“科学”和“民主”。彼时的现代性焦虑,是中西文化冲突之间的焦虑。尽管当时时局不稳,但在中国的知识界,很少有经济焦虑。尤其是作为精英高等教育年代的大学教授,普遍享有较好的薪水待遇,基本可以做到“读书不为稻粱谋”。

  但是,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学教师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内部环境上,高等教育早从以往的精英时代转入大众化时代,而且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大学教师也从象征着象牙塔的知识精英,转向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种大众化职业身份。大学教师群体的数量也大量膨胀,其精英色彩更趋消退。而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所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处于一个不断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历程,长期的转型使得现代性焦虑更加突出。尤其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国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感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普遍附着了更多的“经济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房价问题:如今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房价畸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价,让收入最多跻身于中产阶级层次的大学老师常只能望房兴叹,更别说刚刚博士毕业的“青椒”,而这些一线城市又恰恰是集中了最多大学的城市。因此,这个时代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早就从文化焦虑转变成了一种经济焦虑,这种经济焦虑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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