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论 近十年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严歌苓其人其文 严歌苓

——浅析严歌苓小说 佚名
叙述视角是叙述者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从而使文本通过一定的透视角度,把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叙述视角作为文学作品中叙事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一个人对情境和事件的特定感知、观点立场和感情态度。小说的叙事视角一般分为三种:“零聚焦”的全知视角、“外聚焦”的限制外视角和“内聚焦”的限制内视角。而传统作家的叙事模式多使用全知全能的全知视角:作者本人作为叙述者,居高临下地纵观洞悉一切,所述著的事件和人物情况比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知道得都多。这类视角的运用,可以全面展示事物的发展,立体化地塑造人物,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优势和便利。
严歌苓是中国当代文坛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海外最有影响力的旅美作家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她先后创作了《白蛇》、《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几十部小说,多年来几乎囊括所有台湾文学大奖,受到了海内外读者和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在内地,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评论严歌苓的小说“总是弥漫着阐释者的魅力”。[1]作为一位杰出的汉语作家,严歌苓的小说语言奇异纯净、思想和文化视野广阔,叙事栩栩如生又凝练精湛,尤其对人物的心理和人性刻画深刻传神。她有别于其他作家传统视角的文本书写,善于运用独特的角度展现作品意蕴。通过立足于女性世界和儿童环境的创作是其展现人性深度的有力手段。
一、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视角
女性视角,是指以女性的心理看待问题的方面,摆脱了男性文化的体系,相对于男性视角,更多更平等地从女性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先进的性别文化。女性视角大多显得更为细腻感性、包含了更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很大程度上都在进行着以女性为主角、和呈现女性世界的书写工作。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流传了一句百年的话:“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无论时代发展到何种地步,女性在社会角色中的分工永远不可以比拟男性,她们在社会性别中被先天冠以阴柔的气质,文化也在女性身上积淀了相对更多的传统美,这些都使得女性更容易在边缘态塑造立体形象。“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2]严歌苓作为女性作家,惯常以女性形象作为作品主角,也天生有着对情感写作的性别优势和独到把握。
小说《少女小渔》就描写了一个身为海外华人的女性人物。主人公在边缘与困窘中所体现不卑不亢的克忍,不仅仅是在弱势中求以生存,而且是在生存中的光辉惠及了同样困窘的人。和男友漂泊海外的小渔为尽快获得绿卡,不得不和一个潦倒的意大利裔老头假结婚。在这场龌龊的剧目中,小渔呵护着男友的抱怨,独自承担着洋老头近似无赖式的敲诈行径,而她对此想得最多的也只是男友的委屈和老头的难处。小渔在介入到洋老头“每一天都过得像末日”的生活后,真心向善地看待他及其情妇瑞塔的生活,保持自己本真的做人尺度与他认真相处。在她的感染下,洋老头去除了气质中恶劣和邋遢,重新拾回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直到最后,他们都在真正自然的情感中达到了内心的沟通。
如果说小渔所表现的仅仅是一种救赎了他人的影响力,那么在长篇《第九个寡妇》中,女主人公王葡萄所呈现出情感救赎的范围则更加广泛。我们显而易见的是,公爹孙怀清的生命在她的掩藏和照料下得以苟且多生得20余年。而跨越长长的时代鸿沟,作者的详尽的笔触从葡萄的17岁开始行走了大约30余年:抗日、土改、跃进、饥荒、文革;铁脑、孙少勇、春喜、冬喜,老朴……葡萄逾越了几个跌宕的年代、也逾越了几个在身边游走而过的男人。在这30余年中,她忘我地照料公爹,也死心塌地爱着每一个和她相处的男人。她在救赎孙怀清的无数难处中也救赎着自己,在救赎着自己爱情的同时也救赎着每一个男人的感情。她叫自己懂得如何捱过困窘、又如何追求生活;教他人懂得如何衷心于感情、又如何享受人性的美好。王葡萄真挚、纯朴、善良、宽厚、博大,作者笔下的她充满了一切东方女性的传统特质。
有别于前两部小说中主人公本真的善意,一部再现一段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呈现了一段处在社会最肮脏一角的女人们对于一段历史和民族救赎。主角“金陵十三钗”是灾难中避难于教堂的十三个窑姐,她们身上延续着不胜枚举的恶习:抽香烟、讲粗话、轻薄风骚、养尊处优,上演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闹剧。当日本人来到教堂,强求邀请唱诗班的女孩跟随庆贺圣诞时,神父们都明白“禽兽是不需要听唱诗的”。在女孩和神父共同充满了恐惧而没有转机的尽头,这一群女人成为“主动请缨”“舍生取义”的化身。在这一场救赎中,窑姐装扮为女学生的形象,成就牺牲者的姿态和女性的博大救赎,取代悲悯和仁慈的教义完成了无法对严酷现实的挽救和对生命的保全。
二、严歌苓小说中的儿童视角
所谓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3]儿童视角以儿童的眼光看世界,以儿童的所见所闻和语言、思维、意识,来观察理解令人物有所困惑不解的成人世界。
《穗子物语》[4]是严歌苓以儿童视角书写的代表作品,讲述了一个作为作者化身的印象派中的少女穗子在“文革”中的成长经历。严歌苓在其自序中说到:“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5]所以隔着漫长光阴虚拟的女孩穗子,既有作者的真实经验,也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作者借助了穗子的眼睛和角色演绎着印象派的往事,对生命的成长轨迹做了一番穿越时空的透视。小说的成长背景主要徘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历时十年之久,其影响超越了政治层面,从思想文化界波及至整个社会,对于亲历过的中国人而言,都存有难以磨灭的记忆。在这一部短篇小说集中,代表严歌苓个人色彩的叙述者穗子是在“文革”中亲历这些是是非非亲密事件的主角。她或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或成为作家讲故事一个角度以旁观者身份出现在文本,多以第三人称贯穿小说。
篇章《老人鱼》里的童年穗子作为一个参与故事的主角,远离父母,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名不副实”的“外公”生活。她对外公有着极大的依赖,包括依赖外公的老兵补助享受着不间断的零食,和外公不带任何私心的呵护和娇惯;在生活过程中的任性和顽皮,又造成她与外公之间感情上的摩擦和矛盾,让其委屈伤心;觉察自己相依赖的靠山动摇后,被父母屡次嫌弃和数落后又时时表现出的反感姿态;童年的直白、任性又富有主见,充分满足着自己的渴望和愤愤的意图,都体现了穗子一种孩童式的对长辈的拥戴和反对。丰富的内心和澄亮的眼睛,儿童执着的真意和热忱,年少的执拗和直接,穗子都以稚嫩的本质和眼光对成人世界进行着黑白分明的辨识。
穗子作为一个收拾残局的不完全介入者出现在《角儿朱依锦》中,这是作者在这部文集中唯一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篇章。整篇叙述控制在童年“我”的视角见闻感受之内,历史成为“我”反匮和审视所经历的各种事象和是非的过程,这也许是作者为了更加贴近地叙述“我”的内心和经历而独具的匠心。孩童的“我”对童年偶像朱依锦从开始被批斗、被羞辱的关注,直到后来对她不计缘由地照看、维护她自己已经无力顾及的冷暖和尊严。这些“不自量力”和“声嘶力竭”的努力,力求保全朱依锦这样一个被****的“我”的精神理想,所流露出的是儿童善意的真纯和一种未成熟地心理上趋于完美的奢求。
在另一篇借以儿童眼光的小说《乖乖贝比》中,七岁半的黄毛小女孩成为一个生活在成人世界,却在精神上独自孤立完全不介入灰色环境的昭示者。作家的笔墨并不局限于透过儿童的感知叙述故事,而是恰时地在文本最后以儿童的行为出场,明示寓意使故事达到高xdx潮。跟从杀人嗜血邱阿鹏的弱小女孩“乖乖”,目睹了姐妹们一个个被害致死和阿鹏劣迹斑斑的恶行,生性而来的温顺、安静、乖巧,不仅使她存活而且还出奇地获得了阿鹏的无比怜爱。在离开阿鹏后,她接受传道修女的教化和洗礼,又成为被单独垂怜和信任的“贝比”,获得如此前一样的“殊荣”。无论是适应两个不同环境的过程,还是当她用阿鹏一句句教给她的英文在法庭上指证了他的罪行,或是在凯瑟琳陷入困境时一如此前冷漠地弃她而去,这之中所呈现的异常平静,都有别于成人理性行为模式的反抗和隐忍。这些不含有主角人生观和价值观赘述的情节,阐释了儿童眼中对成人世界的困顿,又呈现出一种返朴、令成人以为不顺应常理的孩童行为。
三、双重视角下的人性观照
“观照”来源于中国传统美学,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发生实践性联系的特殊方式。“观”等说法指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作为审美对象的独特的观审角度与方式。审美观照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在进入特定的审美情境之后,以充满独特情韵的眼光来看对象物的观赏与晤对。
严歌苓的这种观照更多的运用于边缘人物。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他们作为不为主流群体所认同,处在种族、政治、文化边缘的弱势地位,相对于强势者的威慑和博大,生活氛围的寒酸和局促更加显眼。严歌苓曾说:“边缘人多半处于非常态的环境下,在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本质的东西常会蹦出来,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与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更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有个性的人物。”而作者对于边缘人物的女性投以特别的关注目光,不约而同在这种状态下使她们完成了对于理想女性的构建:外柔内刚――温顺、寡言;韧性、执着,感情的投放有如“地母”式的伟大--“那泥土般真诚的女性”:“诚心诚意得像脚下一坯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6]
关于“地母”,张爱玲在散文《谈女人》中的引用,似乎要比奥涅尔《大神勃朗》原著中的塑造更要为人所详知。神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张爱玲大约要去信仰的“地母”就是这样的形象。[7]“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8]。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一直带有这样的“根芽”,在《金陵十三钗》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完整映照了张爱玲的这句话。在屈辱前,端庄美丽的女孩和恶俗难堪的窑姐都是相同的受体;在生命前,神圣肃穆的神父和卑贱低微的女人也都是同样的救赎者。一切“美丑”、“贵贱”的对立在整个民族和个体生命同处在危在旦夕时都显得不再重要,逾越这种界限,“丑陋”和“卑贱”也恰恰完成了对于神圣和高贵、美丽和纯洁救护。作者穿越窑姐肮脏的表面观照到这些“有过千般不是”的女人,她们都具有“地母的根芽”和苏醒了的蛰伏的善良,一切与鄙贱对立的高贵和反衬其肮脏的高洁,因此都可以为广阔仁慈的人性所包容,从而映照出对于民族和历史的交融。
相同于地母的形象,王葡萄在乡土境遇中的感恩与仁爱也是无私和不计回报的投放。小说将王葡萄生命中的人划分为几类:以孙怀清为代表的父亲、有关于性爱的男人、和游走于村里和村外的人。而王葡萄作为作者女性寓意的代表,由时间共同完成了对前面几类人的包容和救赎。当沾染于时代混浊的人和事在每一个动荡洗尽铅华之后,就都回归到和她一样的本真。“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9],这是王葡萄对人生最好的解答。作为女性的她从来不会去记住羞辱和痛苦,而和她有所染的五六个男人,在她纯然的感情和付出看来也显得美好和真挚,一如她对父亲和生活的付出。任何困窘在她面前,“能活着”就没有什么还比得了这个更重要,母性和雌性感情中所充分表达的这一点生存哲学,宽恕了所有的丑恶和罪过。
不同的女主角、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代,但《少女小渔》中的感染力呈现出相同的情感况味。这则故事里的所有人物中小渔无疑是受伤害最大的,但她却最少体现出屈辱的感受,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从女性世界折射的人性之美。被感化的洋老头是作者借小渔这样一个弱者中的强者,去发掘心灵世界中具有博大人性的人物之一。也像作者借塔瑞之口所说的那样:“跟人在一起,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便成畜生了”,[10]是真正揭示了人性之善的光芒和人格力量。无疑,小渔作为这样的“人”,是救赎了和“畜生”在一起的“人”的女人。这里人的善意、爱意和同情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身处弱势和窘迫,却没有湮没了本性的善良。相反人性的光辉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边缘人精神世界的惠泽,才显得更加可贵和令人崇敬。
解析完严歌苓从女性角度对于人性“善”意的启迪,我们再来看一看她作品中从儿童角度对于人性盲点的挖掘。
人的天性中可能都有不为人知或不为己知潜意识隐藏的一面,只有被开掘出来,人性才是完整的。这种人性苍白的另一面往往成为普通成人视野的盲点,被忽视或有所缺失,而作家理应具有义务和责任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提炼。严歌苓就善于利用别致的儿童视角来体察这种微妙的人性,一方面孩童置身于成人的世界进行着不完全的参与,有着生命感悟的话语发言权;另一方面孩童处在成人世界的边缘,有别于成人的感知模式和思维经验,他们不时的抽出身来用一种更加冷静和生疏的姿态旁观和思考,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宣泄。即使在现实中,孩子往往天真的言行也常常一针见血地点破事物的症结所在。作者关注为人们所缺失的人性鄙陋和所习惯的人性盲点,因此她善于通过借以建立这样的观察视角,巧妙的展现一种有别于成人感受的文学世界。儿童视角以质朴不加雕琢、近乎原生态的叙事方式,益于从细节全面性地梳理情节、再现故事情境。不添加成人理性概述和主观倾向的评述,客观地在叙述美好的同时暴露出人性和社会荒谬悲悯的一面,也更加能够表现现实和历史的复杂性,有着可以探讨的广度和深度。
像《穗子物语》里作者以幼年穗子的“叛变”,树立了其最令人不堪的“墙头草”形象:喜新厌旧、嫌贫爱富、见好就收。作者用没有挑剔、没有偏袒的语言冷静陈述:一半在重演、一半在揭示。作者所描写的童年穗子从开始坦白地呈现自己的欲求和反抗,直到在即将扭转的局面中收敛自己的锋芒,反抗变得隐晦而低调,流露出人性中不被觉察的隐隐绰绰的虚伪,充满了自我保护。穗子又在此后屡次表现出略显反感的姿态,在时代和现实的环境下已显得不痛不痒,也有人性中的自我保全。一切借穗子表现的一种不再幼稚的邪恶,映射了成年世界温情落败于时代压抑下的人性扭曲。动荡的社会促成不健全不稳妥的人性,而在时过境迁的途中也总是习惯性地避免自己对过去一段良心上的谴责。如作者所述,当穗子在“摇窝”中开始的“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对穗子以及人性的表现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人们在晓得人事是非后的一切“趋利避害”都来源于幼时的一次潜意识,童年或者往昔记忆中留下的,是残缺而难以启齿的片断和无可避免的缺失。穗子只是被缩小的一个典型,识时务的忘记一切该忘记的,顺应了“疾风劲草”的规律。作者旁述一般揭露全身心介入主角的童年穗子,呈现出亦真亦邪的矛盾个体和躲藏在人们潜意识下掩盖的阴暗面,一方面成就了穗子的形象塑造,一方面也暴露了人性的灰暗。严歌苓笔下透析的人性直白充满了自私的自我保护,这种人性对归咎的回避也充满了自我保护。以孩童出现的这种人性形象,令人有所悲怜宽恕,也有利于作者继续小说情节的开展。
而《角儿朱依锦》中弱者对于弱者的保全,从侧面反衬出了大环境下人性共同的丑陋:文明象征的名角肉体和精神都被****、医生丧失职业本能甚至人性本真、旁观人的自我保全和对欲望的垂涎,守门人萎缩压抑的心理和感情……从众多漠视的意象中唯一脱颖而出的是童年穗子。而这,恰恰是反衬和隐喻了现实社会的冷漠和荒诞。在那个人人随时都可能被****、力求自保的时代,弱者对弱者地维护和力所能及显得久违而突兀,而这又无能为力得可以预知结果。穗子不完全的介入现实事件,一方面参与对理想的挽回,一方面见证丑恶。她所关注的一切已成为成年人所认为习以为常的“惯例”:例如朱依锦的死去。作为一个时代中人性异化的牺牲品,死亡解析着适时微弱的人性里“善”的无力,事实也更是侧面揭示了成人世界的荒谬和可憎。
再一次超脱于穗子不完全介入的形象,《乖乖贝比》的弱小女孩的所有举动和经历,都透露着一种无常的冷静:包括把仇恨书写的平静言语一字一字说出来,包括抛弃救世主象征的凯瑟琳。她生活在充满冷血的环境,见证人性泯灭的屠害、旁观脆弱易逝的生命,经历扭侥幸地死里脱生……这一切都过滤了她的情感。她既不参与成年人的同流合污,也不参与弱者的悲悯陨灭,使她之所以能够逼近现实,残酷地演绎一出出的耐人寻味。作者使“乖乖贝比”独自成为一个异常犀利的昭示者,昭示人性不被惩罚的丑恶,也昭示无用的神权信仰。所有的残酷已经发生之后,祈求万能上帝的感化也是无用的,人类单纯而天真的精神崇拜被“贝比”毫不留情的漠视和抛弃。神圣信仰的尴尬和无能又有同于《金陵十三钗》中遵循上帝指引的神父流露的“心里一阵释然”,两者有着同一种意味的荒诞。
四、结论
优秀的文学作品用以陶冶人的性情,提供给深厚的审美价值,正如严歌苓的写作宗旨:“艺术家的良心有没有违背,它不承担文化的、政治的责任,它只有一个责任:审美。它把一个作品的审美价值完全挖掘出来了,它就成功了。”她信奉美学是第一步的,良好的美学基础是一个作家立足于文学史的先决条件。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一直有着如何最大限度将真实提纯,将虚构艺术化的可贵之处。她丰富而曲折的时代经验和情感体验,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她在这个过程中关注着边缘社会的精神世界,也一直催化着一个又一个鲜明而生动作品人物,从她阅历沉淀的生活原型中提炼出来。她的许多作品人物皆以感情的付出和演绎体现人性真正的“善”意。所塑造的女性人物需要保全自身苟且生存,又不会淡忘掉“人之初、性本善”的本真。她善于关注女性的情感与命运,并从这群人中以小见大展现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将现实探索寓于其中,把握住人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这些都有助于作者通过感情的构架协助完成从女性世界向人性世界的透视和描摹。
而对于生活中的“丑”的艺术审视,则是属于另一种层次上的审美。一方面“丑”的表现更加从侧面反衬出美的内涵和必要,突出和彰显了它所映衬的美;另一方面“丑”也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使整个人物趋于丰满、文章架构精巧完善。从这一范畴上来说,“丑”和美一同构成了整体美的一部分。“丑”往往比“美”更加具有所不能体现的复杂内涵,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展现出一个非一元化的多元社会,这种效果更容易带来一种接近客观真实的力量。丑不仅仅代表了人性的负面,其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作者所渲染的“美与丑”、“高尚与卑陋”的二元叙事结构将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推向历史的洪流中考验,在对立和映衬中拷问人性潜伏的亮点和盲点,并运用不同的视角表述。严歌苓说:当一个故事在灵魂中萦绕了20年还不散去,就值得好好写下来。这么长的时间沉淀,足够作者将目光转回历史的尘烟透视人性的复杂、审视人性的限度。面对一切苦难的从容镇定和不被混浊涂污的率真纯然,是作者最向往的美。于是她不书写人如何被压倒,而是观照在困窘中磨砺出的人性张力、在事态中人性的缺失,从这样独特的视角开始对人性的思索与探求。
注释:
[1]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文汇读书周报》,1998.7.11
[2]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101页
[3]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诗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4]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5]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6]严歌苓,《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7]、[8]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11.29
[10]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2]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3]朱耀龙《爱情:一种纯真的原生美――对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情感解读》
[4]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101页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金岚《唱响人性之歌――严歌苓小说浅析》,铜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7]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南方日报,2002.11.29
[8]曾艳《对岸的写作――论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1
[9]王卉《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3
[永利电玩城手机版,10]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年第5期

丁婕
摘要: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年来日益受到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可以以严歌苓出国为界,大致分为出国前的小说研究和赴美后的小说研究。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当然也还存在可待开掘之处……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出身书香世家的严歌苓29岁即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专业作家之一,并接连创作了三部反映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1989年,严歌苓赴美,创作了《少女小鱼》、《扶桑》、《第九个寡妇》等大量小说。与作家的创作相对应,对于严歌苓小说的研究也可分为两部分:出国前与出国后的小说研究。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与之相比,研究者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关注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
一、出国前严歌苓小说研究
对于出国前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十年的评论界并未予以较多关注。严歌苓的第一篇小说是1981年发表的《葱》,这是她的第一次学步,由于作品本身的不成熟,当时及现在都未引起重视。之后发表的短篇小说《腊姐》、《血缘》、《歌神和她的十二个月》、《芝麻官与芝麻事》,中篇小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水》,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也很少有人论及。只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1]一文指出严歌苓在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简要分析了作家走上以揭示时代荒诞和人性压抑的创作道路的原因。文章注意到严歌苓小说不同于一般军事题材作品之处,并指出研究其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她现今创作的意义,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严歌苓赴美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是她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她在小说自序中说,在那个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沿着作者的思路,王列耀在《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3]一文中着重挑出“雌性”这一关键词,条分缕析了严歌苓从男女性别差异出发,倡导以“自然意识”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抗,“强调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性欲、生育、母职等,用此来反衬虚幻的‘革命’的名义和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名义的荒诞。”但他进一步指出“‘她们’没有未来”——“有关母性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还是带来了让人失望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在各种‘名义’与‘权力’面前碰得粉碎。”是对作品中理想化倾向的异议。
另外,严歌苓对这部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是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4]但目前似乎尚无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5]一文,巧妙的提炼出作者用“颜色和物的象征,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那是她们对性的渴望,对爱情的执著与纯真。”并指出“黄色的向日葵是小点儿欲望的阴柔之美,鲜红的红马是沈红霞一生灼烧的激情,追求的爱情。”令人耳目一新。
二、赴美后严歌苓小说研究 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
1989年,严歌苓赴美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吸收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和现代文艺理论,其作品在思想意蕴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评论界也争相采用新的批评方法对她的创作加以评论。主要围绕长篇小说《扶桑》,《人寰》,《第九个寡妇》和几部重要的短篇《白蛇》,《金陵十三钗》等展开。如《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性世界》[6]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严歌苓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进行了典型分析,但这只是对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未深入到文本更深层。《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7]探讨了扶桑和王葡萄两个底层女子身上的女儿性、母性如何转化为神性,以及她们如何完成从神女到女神的蜕变,表达了作家强烈的女性/母性意识。而《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8]更明确指出“在严歌苓这两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当中,母性、人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潜在的冲突。……母性是女性所特有的品格和力量,却又掩盖了女性生命体验中所要面对的其他问题。”比前述文章更进一步,深入到女性研究的深处。此外,李仕芬的《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9]集中讨论了作者如何通过男主角何夏的叙述,突出阿尕这个女性角色。“在《倒淌河》中,严歌苓亦可说用了‘性别置换’的叙述方式来‘提高作者对女性价值的弘扬的可信度’。”阐释视角独特。而《“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29]一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剖析了《扶桑》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与东方作为西方在塑造和认证自我过程中的“他者”之间既定模式在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结构。
对人性的深入体认是严歌苓小说一贯的追求,不少研究者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如陈思和在《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11]一文赞扬严歌苓,“你用你的笔尖锐地挑开了蒙在这两个故事上的友谊面纱,从中发现了人性的扭曲和丑陋。”再有《人的本性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复活——〈金陵十三钗〉评析》[11]解读出一群妓女在战争中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以及作品展现的人性多面性,褒扬了高尚的人性。《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12]发现严歌苓的小说不仅剖析华人移民,也关注所在国的白种居民,从更广泛意义上表现人性的复杂与微妙。此外,张勇的《现代性与人性的交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13]通过分析作者刻画的极致人性,发现了小说中表现的现代性和人性之间的激烈冲突。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边缘性,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认同,文化边缘的角度切入,如《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14]分析了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对人性在异族语境下迷失和挣扎的刻画,对新移民“失语”状态和“文化边缘人”身份的忧虑和关切。《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15]着重剖析了小说人物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交流障碍,揭示出新移民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时的尴尬状态。朱立立的《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16]指出严歌苓小说的人物多是边缘人,不但具有“经济上,种族上乃至文化上的多重边缘性”,甚至带着异乡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症结,这是她的小说不同于大多数新移民小说的独到之处。《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17]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严歌苓小说进行了阐释。
还有研究者从童年视角切入,如《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18]从童年和女性视角对文革做另类反观。除此,《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19]从剖析严歌苓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入手,探讨了其小说的文化意蕴。《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20]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侧重探讨严歌苓小说在艺术层面的开拓,它们大都从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等方面进行探讨。
对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系统研读,使严歌苓对隐秘人性具有独到洞悉,并在她的小说中加艺术地表现。《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21]一文对《海那边》中傻子泡的性本能被压抑终致杀人的悲剧分析;对《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母、子、父、女之间逾越正常伦理感情的爱欲表现的解读;以及对《人寰》中以“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形式的阐释,是运用弗洛伊精神分析理论解读严歌苓小说的代表性研究。《女性隐秘情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学解析》[22]分析了“我”的“恋父情结”;以及在特殊年代里,人性遭到的压抑和力比多的冲动,及在超我作用下,人性本能的自我超越与升华,揭示出小说对女性内心隐秘情感的表达。《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23]用原型理论解读《扶桑》,分析雌性、母性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作者的创作动因。
还有的研究者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方面的文章有《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24]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出严歌苓叙事艺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即善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叙事,元叙事和拼贴式叙事。杨学民的《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25]发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以此实现小说文本的创新。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进行了叙事学上的探讨,如《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26]分析出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事视角。针对同一文本,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27]则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叙事”特征的具体表现:如多种人称的交替出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等,并指出这种历史叙事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就表现为通过对文学性的追求而获得最高的历史真实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28]也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解读。
不少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切入,如《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的写作思路,并指出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30]同样关注了《扶桑》中新历史主义的运用,但阐释较为简单。此外,滕威在《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31]运用身份批评的方式,对小说中“蕴含的虽然有犹疑但是已然内在化的对东方主义及父权制度的认同与妥协”表示忧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具有警示作用。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严歌苓小说研究中切入角度的不断变化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小说内蕴的日益深厚与艺术的日渐多彩。
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对严歌苓出国前的小说大都是单篇解读,很少有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或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对其赴美后创作的研究,则不仅将其自身各时期的作品进行纵向比较,还将其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横向的比较,有些研究还注意将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大语境、大背景中来考察。重点采用的研究方式是比较式研究,在这种相互的对照中更加凸现出严歌苓创作的独特之处,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将严歌苓自己的不同作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如陈思和的《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32]主要将严歌苓90年代的短篇小说进行了纵向比较,指出《白蛇》,《处女阿曼达》,《拉斯韦加斯的谜语》等小说“虽然叙事风格一如《女房东》时期的洒脱与幽默,但明显不一样的是原来精致的叙事结构被打破”,“小说结构中被精心组织的‘高xdx潮’,‘节奏感’等技巧因素都荡然无存”,“明显的朝着‘大气’的境界接近。”很好地把握住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贯通性与发展性。《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33]比较了严歌苓十几年来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了他们所具有的“博大的母性”,“炽烈的情欲”和“复杂的人性”。《以弱势求生存的神话——以小渔、扶桑、王葡萄为例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34]分析了小渔、扶桑、王葡萄三个女性在不同境况下以弱势求生存的经历。《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35]在对多部小说主人公“弱者”、“局外人”、“边缘人”身份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出严歌苓小说身份叙事的模式。
另一类是将严歌苓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36]通过对严歌苓《人寰》和谭恩美《灵感女孩》的比较阅读,分别以“历史记忆”和“神话想象”概括两位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不同方式,并尝试寻找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时的主要叙事模式。《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37]一文借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对严歌苓的小说《魔旦》与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进行比较与剖析,阐释了两位华人作家在各自作品中表现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东方再现策略。《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38]分析了两位作家重塑和揭示被美国主流话语掩盖和压制的华人历史的方式。而《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39]则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预谋杀人》、《大年》等乡村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相比较,指出了《第九个寡妇》体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为数不多的将海外与大陆作家的创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研究文章。
除了上述评论文章,还应着重指出的是2003年美国学者陈瑞琳发表在《华文文学》上的一篇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40],这篇学术论文从生命移植激发创作才情,浸染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敢于直面“边缘人的人生”,“冷静的忧伤”的风格主调,奇异的语言系统五个方面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评述。既注意将其放在文学史的宏观立体场景中考察,又能够对她的重要作品进行微观分析,真正做到了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相结合,这在严歌苓小说的评论文章中是出类拔萃的。另外,青年学者庄园主编,2006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作家严歌苓研究》[41]是目前学界唯一一部严歌苓研究专著,它由名家点评,作品研究,作家自叙,作家侧记,作家访谈五部分构成,另有“严歌苓创作年表”及“严歌苓获奖项目”两篇附录。书中主要收录了2000年以后严歌苓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作者自己的创作感悟,媒体访谈等,是一部比较全面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著作。正是在这种综合研究中,严歌苓小说的深层艺术内涵被一层层挖掘出来。
三、薄弱点与突破点
纵观近十年的严歌苓小说研究,“众声喧哗”的意味远甚于“百家争鸣”——尽管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是从众之声,如有相当一部分论文都集中于对长篇小说《扶桑》叙事艺术的研究,对扶桑、王葡萄、小渔从女性形象角度的分析等少数几个方面,切入角度乏善可陈。还要一部分研究者没有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全面阅读,而只是“趁热拿来”一部刚出版的新书,缺乏比较分析就妄下结论,失之浮躁,如某些对于《第九个寡妇》的研究论文。或许由于严歌苓是一位“海外”“女”作家,很多研究者或者过于随意的将其与其他海外华文/非华文作家进行比较,或者想当然的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其作品进行解读,这些不够慎重的研究,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极容易掩盖住作家创作中最本质、最有价值的部分,如对多面人性的探求与刻画等。
其实,对于严歌苓的小说研究尚有很多未挖掘的宝藏。比如她出国前的创作,尤其是《雌性的草地》这部长篇,其中已经蕴含着她下一时期创作的核心与精华。故深入研究该时期创作对把握严歌苓后一阶段创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多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不够,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捎带着提及一下,很少有对其进行专门论述的。就是在提及它的时候,也只是从人性的女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少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对于除代表作之外的其他小说,也很少有人提及,这就造成了研究的片面性。对于一个作家的把握,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另外,目前虽然出版有《女作家严歌苓研究》一书,但只是一部“论文、访谈集”,尚无研究者个人独立完成的研究专著,当然,这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学识与眼光也有相当的要求。除此,大多数研究仍以单篇,两篇或者几篇小说比照分析为主,缺乏更加全面,宏观的“总论”、“综述”等更具分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具体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从而真正抓住严歌苓创作的精髓。
注释:
[1]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2]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3]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名作欣赏》,2004,.
[4]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5]陈彬妮《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华文文学》,2005,.
[6]邢楠,王洪,戴亚琴《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性世界》,《绥化学院学报》,2007,.
[7]〔新加坡〕倪立秋《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华文文学》,2007,.
[8]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华文文学》,2007,.
[9]〔香港〕李仕芬《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
[10]葛亮《“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
[11]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34页.
[12]宋悦魁《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名作欣赏》,2007,.
[13]张勇《现代性与人性的交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
[14]余学玉《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
[15]李亚萍《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华文文学》,2003,.
[16]朱立立《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华侨大学学报》,1999,.
[17]陈晓辉《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华侨大学学报》,1998.
[18]高侠《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江南大学学报》,2007,.
[19]王泉《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华文文学》,2004,.
[20]连晨草《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福州师专学报》,2000,.
[21]刘艳《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山东大学学报》,2000,.
[22]郝海洪《女性隐秘情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学解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
[23]缪丽芳《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华文文学》,2006,.
[24]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华文文学》,2000,.
[25]杨学民《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当代文坛》,2004,.
[26]姚晓南《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
[27]陈涵平《论〈扶桑〉的历史叙事》,《华文文学》,2003,.
[28]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
[29]刘雄平《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
[30]方秀珍《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
[31]滕威《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02,.
[32]陈思和《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21页.
[33]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
[34]张春红《以弱势求生存的神话——以小渔、扶桑、王葡萄为例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语文知识》,2007,.
[35]张长青《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华文文学》,2004,.
[36]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华文文学》,2002.
[37]葛亮《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国外文学》,2006,.
[38]李亚萍《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暨南学报》,2003,.
[39]周水涛《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小说评论》,2006,.
[40]陈瑞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华文文学》,2003,.
[41]《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200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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