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没有冷僻、查不到的史料”

永利电玩城首页,  除了面向学术界的产品,中华书局正在开发针对普通读者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计划收录500种经典古籍、1000篇经典古文,包含注释和翻译,力求人人都能看懂  “信息时代:古史研究的新思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表示:“我们做古籍数据库,会像做纸书一样,世世代代做下去。”“中华经典”已收千余种古籍  2014年,中华书局首次推出古籍数据库产品,定名为“中华经典古籍库”。第一辑收录近300种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包含“二十五史”“通鉴系列”“新编诸子集成”“清人十三经注疏”“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佛教典籍选刊”等经典系列,总计约2亿字。目前,“中华经典古籍库”已收录1274种古籍,约7.5亿字,几乎囊括中华书局成立至今出版的所有质量较高的整理本古籍,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古籍经典也被逐渐收入,最终规模有望达到30亿字,约三四千种古籍。  古籍数字化,对今人的研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很多学者看来,互联网改变了做学问的方式,古籍数字化让学术研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没有冷僻、查不到的史料,只有打开、查找数据库的方式和路径不对。”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顾宏义说,陈寅恪一代的学人有“童子功”,可以凭借记忆写出引文的大意,而现代学术对于引文的规范更加严格,今人的旧学底子也远不及前辈,这就需要权威、准确、可以直接征引的数据库。然而,数据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于史料的阅读、掌握可以缺省。“过去我们做学生时,导师表扬一篇论文,可能包括‘史料很丰富’,而现在的问题往往是史料太丰富了,一看就知道是从某个数据库中拉下来的。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哪些更为重要,需要数据库有更为科学的检索方法,也需要查询者有更强的阅读和辨别能力。”  古籍数字化有非常广阔的运用天地,除了“中华经典古籍库”这样面向学术界的产品,在教育等很多领域也有可为空间。中华书局正在开发一款针对普通读者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计划收录500种经典古籍、1000篇经典古文,包含注释和翻译,力求人人都能看懂。  顾宏义“爆料”:他的同事、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方笑一在担任《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时,就利用“中华经典古籍库”查找核对各类资料。版权和经费问题困扰数字化  古籍数字化发展空间巨大,但推广“中华经典古籍库”仍然步履艰难。顾青说,市面上类似的数据库非常多,然而,这些数据库的通病是基本都是未经标点的原始版本,错讹较多。“古籍整理的数据库一定要以古籍整理的标准为原则,有些数据库采用自动识别技术,正确率达到99%,看似不错了,但一般出版物的差错率只有万分之一。”  版权问题是困扰古籍数字化的一重困难,其次还有经费问题。目前,古籍数字化分为三类,一是古籍保护的数字化,即原物扫描、原样复制,多为图书馆层面进行;其次是古籍整理的数字化,其成果可以作为文本来使用,“中华经典古籍库”即属此类; 再次是古籍应用的数字化,包括开发国学应用游戏、教育软件等等。这其中,尤以古籍整理的难度最高,投入仍嫌不足,“只有懂古籍的人才能做好古籍,而在古籍整理的数字化中,伪专家、假行家太多了。”顾青说。  “中华经典古籍库”的远景定位是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的全部成果,不仅中华书局出版的每一本纸质书都将尽快做成电子书和数据库进行分享,也要收入其他出版社的优秀资源。目前,凤凰出版社、齐鲁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已经加入“中华经典古籍库”。作为国内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巨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合作也在商谈之中。

初秋的扬州,天气凉爽。在这片孕育了中国古籍图书印制工艺的土地上,第29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3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古籍出版单位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数字时代古籍出版的现状、问题与思考纷纷发言。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古籍出版人的共识,而如何转,转成什么样,则成为古籍出版人最为关心的话题。与其他出版类别不同,古籍出版担负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因此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在内容质量、版权保护、行业标准等方面下功夫,通过新时期的技术手段,让古籍出版在传承传统出版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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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念古籍数字化需多方努力

记者|施晨露

今年6月,中华经典古籍库发布,这是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数字产品,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中华经典古籍库一期收录了近300种书目,计2亿字,自发布至今,已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71家机构使用。

来源|解放日报

不仅是百年老社中华书局,一些地方古籍出版单位也在古籍数字化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将传统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完成对传统古籍文献的创新性保存和应用。如黄山书社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岳麓书社的四大名著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平台等。

编辑|吴潇岚

无论是建数据库,还是搭平台,各古籍出版单位都结合自身内容资源优势,不断摸索古籍出版数字化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以中华书局为例,其古籍数字化坚持四个必须,即必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必须遵法守法、必须建立一系列行业标准、必须多方协作。对此,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表示,通过近百年来的古籍整理实践,目前古籍的内容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古籍整理规范。针对许多古籍数字化产品质量低于纸质古籍整理图书的情况,古籍数字化必须充分使用古籍整理的成果,必须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这样才能保证古籍数字化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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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质量得到保证后,版权保护问题随之凸显。与会代表表示,版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古籍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版权,出版社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依靠古籍数字化产品赢利就更加无从谈起。顾青也谈道,古籍整理作品拥有知识产权,受到著作权法的确认和保护。古籍数字化产品也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澎湃|信息时代的古史研究:不打开数据库都无法找课题

此外,加强古籍数字化标准化建设,统一建立数据库的标准和规范,也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包括古籍及传统文献数字化用字标准、整理本古籍元数据标准及标注标准、整理本古籍主题词标准等。

顾青在发言中还提出,在政府指导与支持下,在学术界和IT业共同主持下,全行业协作,古籍数字化工作方能取得成功。也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从2003年起,中华书局开始中华古籍语料库的建设,将中华书局传统铅排古籍通过OCR等手段进行数字化,积累了3亿字高质量的整理本古籍,为日后古籍数字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创新做法古籍数字化难题逐步突破

谈到古籍数字化取得的成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表示,近年来,一大批古籍文献被整理并开发成数字产品,众多古籍书目数据库建成,数字图书馆和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发展迅猛,古籍数字化的技术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虽然将古籍出版与当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建设具有高水准的古籍数字化产品是众多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但事实上,面对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一些问题依然制约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缺乏整体规划,重复建设严重;缺乏统一标准;版权问题制约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检索技术亟待完善;研究支持功能有待提高谢寿光谈到的问题获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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