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湘萍教授作客文泉论坛 畅谈燕京大学军事读书人与现代农学之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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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燕京大学》的陈远被燕大的老校友们称为小燕京,这应该是他很骄傲的一件事:没有上过名牌大学,但心里装着一所好大学。上过大学的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母校,一个是一所理想的大学。前者和自己的生命经历有关,不管是否是名校,都会牵连着我们的情感;后者得走进大学史去寻找,它跟我们的精神高度和文化理想有关,或者说,它培育我们的精神高度和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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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是所教会大学,从1919年成立,到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合并时消失,只存在了33年,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个著名的学术机构燕京哈佛学社,校友会还在活动,这所大学也常为人提及,这就有点文化传奇的味道了。我这里有本贺宝善女士的《思齐阁旧事》,贺宝善和他先生都是四十年代的燕大学生。书中有一篇谈司徒雷登校长的文章,其中还谈到1999年,燕大80年校庆:燕园的未名湖、水塔仍在。我和外子姚刚及一些老校友,不远千里回去参加校庆。你们可以想象,七八十岁的老人们,从海内外赶回母校,为母校庆祝生日,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怎样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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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在本书序言中说,燕京大学近年受世人关注,得益于一中一外两位重要政治人物访华时都提到了这所消失的大学:一位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位是国民党主席连战。我不这样看。我在前面说燕京大学有点文化传奇的味道,所谓文化传奇,终究是文化人的传奇,和文化人的记忆及其文化理想有关,和别的东西关系不大。普通老百姓即便通过两位政治人物知道了燕大的名字,也不会关注燕京大学。或者说,他们关注的燕京大学也不是燕京大学。就像通过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很多人知道了徐志摩林徽因,但他们知道的徐志摩和诗人徐志摩关系不大,顶多是一些风花雪月和花边新闻而已。燕京大学没有彻底从历史中消失,最终靠的是文化人的记忆。文化人都不再想起这所大学,不再言说它了,它才是真的消失了。

10月22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黎湘萍教授作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泉论坛,以;流离时代的文学种子——燕京大学文学者与现代文学之精神为主题作学术讲座。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罗宗宇教授主持论坛。黎湘萍教授以;被遗忘的燕京大学,历史从哪里断裂?这一问题为引,讲述了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的故事。黎湘萍教授说,在;播种者司徒雷登的影响下,其心中;荣耀上帝,服侍他人的理念和与之相融合的燕大校训——固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作为文学精神的种子播撒在广阔肥沃的;田野里,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黎湘萍教授以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生动有趣地分析了燕京大学喜爱写诗的历位校长的诗歌创作,及许地山、谢婉莹等学术大师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他认为,历经北平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战后流徙等,文学的;种子在台湾、香港乃至海外不断飘散,以;种子播种——飘散滋养——生根开花的方式影响了整个文学界,对文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远做燕大历史研究出版的第一本书叫《消逝的燕京》,是本口述史,采访的是当年在燕大上过学的学生。按照我刚才的说法,这本书应该叫《并未消逝的燕京》才对,因为还有人关心它讲述它啊。在这本口述史的基础上,他又写成了燕大校史《燕京大学:19191952》。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从口述史的材料变成史著的学术过程,而是讲对于大学,我们曾经怀念的是什么?有什么东西留在了记忆中?

文/黄可澜谭莎莉图/张洁弘胡建国

我在微博发布读书会公告后,有几个同学说,要毕业了,要来参加最后一次读书会。毕业了,总会留恋在校园里的这段时光。可关于大学,我们怀念什么呢?我看过一些同学在网上写的离校文字,也在怀念,可大抵是吃喝玩乐谈恋爱。这也没什么不对,但只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大学,毕竟更是一个文化空间,我们走过,留下的记忆更应该和文化有关。陈远做燕大历史研究,先从口述史做起,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我们可以看看,听听,曾经的那些大学生,怎样讲述他们的大学时光?他们最怀念的是什么?

一、校长

现在的大学校长,别说和学生,大多和老师都关系不大。离开学校了,大概也不会有几个人会怀念校长。我曾在一所大学工作,有事解决不了,没办法,千辛万苦找到校长电话号码,打过去,校长很生气地问:找我干吗!现在很有名气的文玩专家王世襄回忆自己读书时的校长,和我的境遇不太一样;当时司徒雷登住在临湖轩,同学们如果想找校长谈话,无需预约也无需通报,很方便就可以见到他。见到以后呢?另一位燕大校友赵效沂说:有事请他帮忙,总是尽力而为。

民国的大学,但凡好点的,似乎都有个老校长: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浙大的竺可桢、复旦的李登辉、无锡国专的唐文治、浙江一师的经亨颐、安徽二师的胡晋接老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其精神和思想决定了学校的品格;一个老字,也道出学生们追忆中的尊敬与温情。这样的人物在燕大,是美国人司徒雷登。

我在微博上写司徒雷登,有人评论说:司徒雷登的名声被毛爷爷搞臭了。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应该很普遍。但我还是想问:第一,有没有看过《别了,司徒雷登》?第二,有没有看懂《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人讲文以气为主,毛的文章真的有气势。就像文章中所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是对谁说的,显然不是对司徒雷登说的,而是对美国说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文章中的司徒雷登,已不是教育家的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而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马歇尔计划执行人的司徒雷登。大家看看那篇文章,谈司徒雷登个人的文字有多少,几乎全是在谈美国对华政策。司徒雷登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或者象征,代表的是美国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而已。在《别了,司徒雷登》之前,毛泽东还写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之后写过《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后一篇这样开头: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中给了批评。很清楚,《别了,司徒雷登》的中心思想是批评美国白皮书我们不是很擅长总结中心思想吗?

贺宝善的《思齐阁旧事》也谈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欲与美国发展外交关系,派黄华和美国大使馆联系。黄华也是燕大学生,在大使馆和老校长司徒雷登交谈一小时,黄华与傅老均同意司徒以往年在燕大临湖轩庆祝生日之惯例,北上顺便与毛泽东及周恩来会谈。这计划被杜鲁门及美国务院否决,黄华安排的飞机在南京等候多日,未见司徒来,毛泽东十分失望,写了《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出版时,胡适作序。胡适高度评价燕大校长的司徒雷登,并创造了一个词语教育传教士向司徒表达自己的敬意,说他在几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成功的教育传教士而工作着,司徒雷登的名字也将会以此被历史铭记。但对1946年后,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胡适献上的是同情:马歇尔计划的注定失败,也注定了作为大使的司徒雷登的失败。

司徒雷登谈及作为大使的自己,内心也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痛苦:我在国内国际政治上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

陈远虽然明白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但依然夸张了毛泽东文章的力量,而且在毛文章与晚年司徒雷登境遇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而贺宝善的说法是:1949年8月司徒被召返美,不准自由活动,三个月后中风,自此卧床。

知人要论世,要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看看不同的材料和文献。对同一个人不同身份下的遭际,多点历史的同情。否则,只能说出一篇文章搞臭了一个人这样愚蠢的话。退一步说,即便这是事实,但那究竟是作者的问题,还是读者的迷信和愚蠢呢?难道不是这样吗?大家想想,一个人写一篇文章骂了一个人,十几亿人就都跟着骂,这是怎样可悲又可怕的事!这样的民族出现历史性灾难事件还是意外吗?而且,说一篇文章搞臭了一个人,这也只能是说话者的无知。看看燕大校友的回忆,谈及老校长,都充满温情与怀念,哪里臭了呢?刚才我们谈到贺宝善的回忆中有一个细节,黄华与傅老均同意司徒以往年在燕大临湖轩庆祝生日之惯例陈远的一段文字可做这句话的注释: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让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燕京大学校友返校日和他们的老校长司徒雷登的生日是同一天!

《燕京大学》写司徒雷登那章的第一节题目叫《燕大一家的大家长》,司徒雷登把一所学校建成了一个大家庭,让以后人们再谈及学校和老校长时充满家人般的温暖与深情。先是燕大学生后做燕大老师的冰心称司徒雷登为我们的司徒校务长,说燕大师生记忆中的大事小事往往都有司徒校长在: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再看学生黄宗江回忆中的一个细节:很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平时看到我,总会笑呵呵地问我;最近游泳了你吗?。记得学生的姓名和爱好,还笑呵呵地打招呼,这样的校长能不让人爱戴,让人怀念。希望不仅在大学史中才能遇见这样的校长

大学是文化之地,一校之长爱师生如家人已让人感佩,但还不够,他关注的更应该是学生的学问与精神之成长。

高明凯先生当年燕大毕业去法国留学,司徒雷登不仅多次去信,而且还通过美国银行借钱给他。除了生活的关心,当高明凯博士论文出版遇见困难时,司徒雷登主持校行政会议为其支付了出版费用。高明凯回国前夕,给校长回信:我希望我不久就回到我们可爱的燕园。

大学是文化之地,校长更应以自己之高尚的文化品格感染师生。马绍强回忆司徒雷登文章中提到的一件事不仅感动我,而且不管是时人还是后人,我相信听了这个故事,都无法不对这位燕大校长油然而生至深的敬意。1934年,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学生返校时,司徒雷登也刚从美国募捐回来。学生们担心校长责其荒废学业,但在当天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司徒雷登的话让学生们热泪盈眶。司徒雷登沉默几分钟,讲到: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大部分学生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在这段有沉重,有欣慰的演讲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一个大学校长和一所大学的追求培养人,有担当的人,高尚的人。

教会学校本来追求的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人,但司徒雷登却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将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面对教会的质疑,司徒雷登的回答是

教育机构的宗旨必须是教育。

几十年前一个老外说的话,让今天的中国人汗颜:我们离这个宗旨似乎已经越来越远。大学什么都像,像衙门,像生意场,就是不像教育。

教育,大学教育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司徒雷登用燕大校训作答: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大音乐系主任范天祥说起校训时,像个诗人一样热情:自由、真理、服务,这三个词就像一束束光芒照耀着我们。在每一个为难时刻,这些理想又会出现范天祥是美国人,但同样,几十年后,当年的中国学生黄宗江不仅依然记得母校的校训,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这个校训的感悟越来越多这么多年来,关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燕京大学也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不复存在。但这个校训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燕京人的心里。留在心里,校训中的大学精神与理想也就变成了在此求学读书之人的精神与毕生追求的理想。

永利电玩城手机版,我们的校训勒在巨大的校训石上,进校门即可见,他和这个校园里的人们的的精神有关系吗?那几个字只在石头上,不在心里。

司徒雷登提起自己制定的校训很自豪: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那影响来自校长的身体力行,以及由此构成的一种称为大学精神的校园空气,浸润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燕京大学当然不是司徒雷登一个人的学校,但却是司徒雷登筚路蓝缕,从无到有,把一所计划中的学校建成了世界上最美的大学;把一所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变成了一所留在中国大学史中的理想大学。自掌校燕大,司徒雷登就把学校最终办成一所中国大学为至高追求,他希望的是让人们仅仅谈到其历史的时候,才想起它的西方渊源。物理学家吴忠超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爱因斯坦,叫做《以宇宙为纪念碑》。如果我们要纪念这个为一所中国大学工作了几十年的美国人的话,应该叫做以燕大为纪念碑。实际也是,燕大让司徒雷登魂牵梦绕了一辈子,临终留下遗嘱,希望葬自己骨灰在燕园。但最终,这一遗愿未能实现。抗战时期,燕大被日本人关闭,日籍教师鸟居龙藏站在学校门口,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我们,也应该向这位日本学人学习,向司徒雷登致歉。

二、老师

在燕京读书第一年不分系,所有学生都上文学院的课。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侯仁之、翁独健、齐思和、夏仁德等老师。这是贺宝善女士回忆燕大岁月的文字。民国大学让我们思考的事、向往的事太多,无论什么系的学生,进大学就要上文学院的课,这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了。并不是说我是教文学的老师,所以看重文学。大家去想,一个学理工农医,或者音乐美术新闻等等专业的人,有没有文学修养会意味着怎样的不同。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不多说了,接着说对大学的怀念。贺宝善回忆大学时光,说出的是一个个老师。一个走出校门的人,可以不怀念校长,但记忆里总该有些师长的名字,在生命里闪光,照亮一点成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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