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今世文学的定义 口号万岁 孔庆东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醒目,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曾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的通常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是“当代”。以此为参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中国现代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让我们分别列举并进行简评。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起点。谢冕先生主持的“百年文学总系”,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近代”。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关于“现代文学”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当代文学”。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现代文学”,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历史新阶段。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从空间上讲,“现代文学”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现代文学”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人性论”的和“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现代”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发表于韩国汉学国际研讨会)

我们习惯把“五四”以来到1949年的新文学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但“现代文学”的“现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自“现代文学”这个命名诞生以来,学界对于“现代”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就各有说法。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等新的命名的出现,更是显示出学界对以“现代文学”指称“五四新文学”(也就是1917—1949的这段文学)的某种焦虑和某些不同的思考。

永利电玩城手机版,回顾现代文学学科及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这种焦虑一直都存在。一个显在的表现是: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并不长,但与它起止时间相关的一些问题却反复争论不休。现代文学究竟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它的研究框架是基于时间划分?还是基于性质判断?通俗文学是不是现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是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创作是不是现代文学?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文学”的“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史冠名问题,而是涵盖了对这段文学根本价值的理解和判断。我们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不是一个延续唐宋元明清古代文学而来的自然时间概念,也不是简单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某种指涉,而是与中国几千年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判断,将来世界看待中国的文学,很有可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现代文学。这才是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根本价值。对这一点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重构中国文学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现代转型。

“现代”与文学史命名无关

在对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五四”文学革命刚刚落幕,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五四新文学进行总结的相关论著。但是在这一阶段,如何定义五四新文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新文学”、“现代文学”等概念交替出现。

“新文学”的命名比较普遍,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伍启元,1934)、《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1935-1936)等等。而进入50年代,对于新文学的总结和评判更是成熟,如《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1951-1953)、《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蔡仪,1952)、《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1956)等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基本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资源。运用“新文学史”的命名,一方面直接针对“旧”文学,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与近代文学改良运动区分开,将新文学视为独立的、不同于近代文学的全新的文学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包含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对接的意义。比如在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中就这样定义了“新文学”的性质:“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再比如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强调新文学史课程应该“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据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等人拟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第一条即为“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可见,强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是这一阶段“新文学”命名的一个重要内涵。

而“现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则比较复杂,它并非是在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后才出现的新名词,早在1933年,钱基博就撰写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只不过他所谓的“现代”指的是1911-1930年之间,也即辛亥革命开创的“现代”,这本文学史著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其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诞生发展视而不见,对整个新文学都基本持否定态度。另外也有少数以“现代文学”命名的文学史著作自新文学发生写至成书年代,主要指称“现时代”的时间概念,如《现代中国诗坛》(蒲风,1938)、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1944)等。在使用“现代文学”命名的诸多文学史著作中,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特别值得注意。丁易1954年任教于莫斯科大学,并在莫斯科病逝,与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史略》的体例特征也与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非常接近。这主要表现在《史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调,对鲁迅经典地位的特别突出(对应于高尔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打乱“文学史”线索而将“论”(革命史和文学理论)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使用“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在当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方面,50年代正是“冷战”阵营美国提出“现代化理论”的时期,由此展开两大阵营的竞赛,那也是一个“现代意识”极度膨胀的年代;而另一方面,50年代以来一些译自苏联的文艺理论参考书,开始普遍地用“现代文学”来指称20世纪的世界文学,将“现代”界定为“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到现阶段的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从5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文学史著作纷纷出现,大多数都采用了“现代文学”的命名方式,如孙中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4)、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程光炜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普遍地用“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也是为了突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世界”的涵义。事实上,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破除近、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立,“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在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双重坐标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即使我们讨论现代民族文学的形成、特征,也不能离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融这个总的文化背景。”在此之后,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等一批文学史的出版,都体现了各个学者以整体观审视20世纪文学发展脉络、重建文学史研究框架的尝试与努力。

从新文学、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对这段文学史的不同思考,这些思考明显带有各自不同时代的背景特点。而我们所认为的“现代”,不仅是这三十年的文学发展历史,而是一种从“五四”生发出来的,开启了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学完全不同转型的“大现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是一个才刚刚起步,还远远没有完成,仍然在发展建构当中的概念。以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这个意义认识不足,将其等同于文学史层面的“现代文学”或“新文学”,其实是不到位的,甚至是两回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与文学史的命名无关。

新文学之“现代”与现代文学之“新”

我们往往将最近发生或者刚刚出现的事物称为“新”,从一个简单的时间逻辑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距离我们更近,更有当下性,比较而言是一种更加新质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当代文学称之为“新文学”,而将离我们相对较远的、相对越来越历史化的五四新文学称为“新文学”?因为这里不是一个时间远近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学性质变化的问题,因为五四新文学是最靠近传统的那个点,因而它的变化也具有根本性,它开启了“现代”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不同于几千年古代传统的,是全新的,是会长久新下去的,是在动态中国不断发展建构的。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