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代际更替薪火相传的陕西作家–用作品擦亮文学陕军金字招牌

所谓“华夏民族之摇篮,东方文明之滥觞”,说的便是有着十三朝古都的土地——陕西。这块地形南北狭长的地域,在不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气候下被截然区分,同时也孕育着风格各异的作家群:陕北的粗犷豪放,关中的深沉厚重,陕南的内敛细腻,三个区域的作家们都用不同的文学气质书写着他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

永利电玩城,改革开放40年,“文学陕军”缔造了辉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骄傲。从1977年开始评选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已历九届,其中有三部长篇小说出自“文学陕军”之手;此外,还有多位陕西作家摘取了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权威文学奖项。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来,陕西作家为文坛奉献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用作品擦亮了“文学陕军”这张金字招牌。

追溯陕西文学的兴起,有人说就是从当代著名作家柳青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三红一创”一说,这三红即是《红旗谱》《红岩》《红日》,而“一创”便是柳青所著的红色经典《创业史》。故事以主人公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其实在《创业史》之前,陕西著名作家王汶石和杜鹏程就分别用他们的作品《沙滩上》《黑凤》和《保卫延安》将陕西文学带到了全国人民的视野中,而后小说《创业》在1959年《收获》杂志上的全载,则可以说是将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掀起了国内讨论的热潮。

新时期伊始 陕西文学走出了一条个性化路子

▲  柳青

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一个“阅读饥渴”的时代刚刚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禁锢被渐渐打开,思想文化的洪流激荡澎湃。文学立刻就呈现了“井喷”之势,全国都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文坛一派欣欣向荣。

作为陕西文学第一代中的典范,柳青放弃了北京,辞掉了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落户长安县皇甫村专心写作14年。在柳青这有意“去作家化”的14年里,他绝不做社会的旁观者,而是做现实的介入者;不做生活的客居者,而去做生活的主人公。一贯深入生活,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写作,这才有了被誉为经典性史诗之作的《创业史》。它的诞生,也在这片黄土地上持续孕育着被称为“第二代”陕西文学的一批作家。

作为有着良好文学传统的陕西作家,自然也被文坛寄予了厚望。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陕西作家就呈现了良好的创作态势。在‘17年文学’中,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作品,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

路遥,便是其中受到柳青影响最大的一位“新人”。

1978年,柳青去世,让我省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作家,给陕西文坛带来了巨大打击。很多人都希望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陕西作家能再度叫响中国文坛。很快,一批老作家纷纷推出了新作品,比如王汶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挥起战刀的炮手们》,杜鹏程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里程》……

▲  路遥

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之际,人们很快也发现,属于老一代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面对着激情澎湃的崭新时代,老一代作家很难扣住改革开放时代的脉搏,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上大学时,路遥被借到《延河》做了编辑,从此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和理论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和滋养。走上文学道路的路遥,继承了陕西黄土地文学的传统。在内心深处,他甚至把柳青看做自己的“教父”。对柳青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于是才有了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人生》。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路遥更是准备像他的文学教父柳青那样,写一部多卷本长篇的小说,将作品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至于书名,他早已想好,就叫做《平凡的世界》。

当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邹志安、京夫等后来成为“文学陕军”中流砥柱的作家都还属于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所以,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余年,定义为“两个时代的作家衔接交错解放”的“代际交班”阶段,两代作家共同书写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现实,同时在艺术上开始传承交班。

在那个八、九十年代文学“盛唐”的时期,如果说路遥凭借着《人生》《平凡的世界》成为了青年心中一个励志的“偶像”的话,那陈忠实绝对能称得上一个文坛的“传奇”。从1983年构思到1993年完成,陈忠实用十年时间,磨出了一部民族史诗《白鹿原》。可能多数人只知道这部史诗奠定了陈忠实在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却不了解这背后,少不了路遥的“打击”。

新时期伊始,陕西文学并没有跟上全国文学思潮。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这些内容、形式、风格不同,形态各异的小说纷纷亮相,犹如井喷式集体登场,很快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但陕西文坛并没有紧跟全国文学思潮,鲜有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对此,肖云儒认为“这是因为陕西人沉稳,他们依然沿着柳青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胡采的现实主义评论传统,切切实实写脚下这片土地,这是陕西文学定力和沉稳的表现。”

《人生》

李星说,与全国文学思潮相比,陕西文学也许晚了一步,但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1982年,路遥推出中篇小说《人生》,小说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细致描写使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作者对困苦中的情与爱的感受和表现完全遵循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劳动人民的人格美、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感人肺腑,使读者产生了“情感上的深深共鸣,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路遥的《人生》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强烈的学术争议,但很快叫响全国,犹如报春的燕子,宣示着陕西文学的亮相。

《平凡的世界》

随后,陈忠实、贾平凹、莫伸等作家作品纷纷问世,陈忠实的《康家小院》带有反思色彩,贾平凹的《满月儿》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真相,莫伸的《人民的歌手》走出了陕西作家单纯写农村题材的范畴。1988年,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浮躁》,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该书出版即引起轰动,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李星说,从这个时候开始,陕西文学跟上了全国文学的步伐。

陈忠实曾说:“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文学高峰,是他刺激我写出了《白鹿原》。”1982年,当陈忠实得知路遥的《人生》已经发表后,他当天就到文化馆,拿到馆里订阅的第3期《收获》。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读起来,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

“陕军东征” 陕西文学实力的集中体现

读完之后,陈忠实坐在椅子上,他形容这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更是一种“艺术的打击”!但幸好这种打击似乎是“正向”的。44岁的陈忠实透过《人生》听到了生命的警钟,他决心要写一部“死的时候可以有做枕头的一本书陪着自己”的小说。正是与路遥的“较劲”,才有了《白鹿原》的诞生。而《白鹿原》的大红大紫,又惹得另一位文坛“奇才”嫉妒丛生。

  “文坛陕军”这个说法,是从1993年“陕军东征”时提出来的。事实上,在新时期陕西文坛完成了代际交替后,新一代的“文坛陕军”就已初露峥嵘了。

这个人便是贾平凹。年纪比前两位稍小的贾平凹并没有被“老大哥”的著作等身给震住,上来一篇《满月儿》便摘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后以《商州》系列为代表的大散文,以《废都》为代表的小说,逐渐让大众看到这位“关中鬼才”的实力。在赢得掌声与荣誉的同时,大家不免拿贾平凹与陈忠实比较,比较谁更厉害?加上《白鹿原》的大红大紫,《废都》的国内遭禁,更让真相扑朔迷离。以讹传讹下,甚至到了他俩一见面就会扭打在一起的地步。其实,在陈忠实口中,对方是“平凹”,凹字上声,发“娃”的音,像是兄长对小弟的称呼;而贾平凹称对方为“老陈”,柔和的言语里透着亲切。陈忠实与贾平凹就如两棵大树的相互眺望,彼此心照不宣,只用作品供世人论道。

  1988年,在贾平凹完成《浮躁》的同一年,路遥推出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这一共三部的长篇小说,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当代城乡社会生活,荣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这也是陕西作家首摘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然而,长期的辛苦创作透支了路遥的身体,1992年42岁的他英年早逝,留给了陕西文坛无尽的遗憾。是路遥拉开了“陕军东征”的大幕,路遥也因此成为“陕军东征”的先驱。无论是评论家肖云儒还是后来“东征”的亲历者高建群,都提到1986年路遥曾主持过一次省作协的长篇小说促进会,堪称“战前动员”:“在这次会上,路遥提出‘文学的最后决战是长篇小说的较量’,号召写散文的、写诗歌的、写报告文学的作家,都拿起笔来写长篇小说。”随后,路遥身体力行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并一举摘获茅盾文学奖。

▲  贾平凹

  1992年,是陕西文坛“损兵折将”的一年。这一年,先是路遥因病去世,紧接着邹志安也与世长辞,前者42岁,后者46岁,两位作家都在年富力强之时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读者。同年,老作家杜鹏程因病逝世。在京的陕籍评论家白烨曾回忆说:“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但陕西的作家并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也就是在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热爱命运》,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陕军’一下子打响了文坛。”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