袅悄地俺走啦 东博书院 孔庆东

大中小2006年3月16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七晴今天超忙,好像过了48小时。上午去昌平办事。中午吃的兰州九叶拉面,我问服务员兰州拉面的特点是什么,居然答不上来。我说告诉你,记住了:兰州拉面的特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小姑娘红着脸说记住了。我一边吃一边想,自己这个臭毛病怎么就改不掉呢,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好为人师。中午鲁花生抽发来短信斗嘴,被我一顿生抽,老实了。下午跑了党委人事办、招生办、行政办。复印资料,一个文学爱好者来系里求师,我给作了解答。到教师休息室备课。高远东兄通知我26号有事,然后我俩分别去上课。今天讲《在酒楼上》,特别讲了吕纬甫跟鲁迅的关系、绍酒跟鲁迅、变与不变、酒楼上看废园等。我当年给余杰写的序里所讲的“同赏废园的红花”,典故就来自此篇。课后仍是许多同学围着提问。张祎林、肖立萃都来听课了。还有学生送我一套连环画,也没顾上好好地谢谢她。课前介绍了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樊骏是跟严家炎先生同辈的现代文学大师级学者,是严谨认真的楷模,兼具慧眼与慈心。现在身体不大好,从他题写的赠词上,我仿佛看到他对我的微笑。《中国新闻周刊》第5期上黄艾禾的《蔡元培的北大时代》写得不错。《海内与海外》1月号上发表了王性初的《灶之忆》,颇有深情。今天的《人民政协报》李有唐先生的文章说,段祺瑞的“执政”这一职位,是章士钊发明的。确实聪明。段祺瑞随后请章士钊当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收到马振方老师的《在历史与虚构之间》。马振方是我们系的小说理论家,自己也能写小说,理论与实际结合做得相当好。我小学时候读过《茂青参军》,还能给同学们讲。上了大学,听了两个学期的马振方老师的课,居然还不知道作者就是马老师。后来读博士生,才从严家炎老师处知道的。马振方一是在小说理论方面有独创,二是对《聊斋志异》研究得精微。我曾给他起过外号:马聊斋。还能背诵他讲课的一些经典台词,比如:“驰想幻域,映照人间”什么的。我博士资格考察时,马振方给我出的题目是三国与水浒,恰好是我的强项,得了85分,当时罕见的高分。我博士毕业请老师们吃饭,实实在在地点了一桌子大鱼大肉,马振方老师捏着近视镜,故作严肃地说:“孔庆东你这点的都是什么呀?一盘子一盘子黑糊糊的。”把我们都逗乐了。我后来请老师吃饭就以清淡为主了。这本新书里主要收的是马老师对历史小说的评论,有些我已经在报纸上看过了。另外还有对电视剧的评论,看来马老师退休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对《天下粮仓》的评论很见功力,我颇受启发。课后跟张祎林谈出版问题。电话短信不断。上海、西安、沈阳等地纷纷邀请,可是分身无术,只好拒绝。电视台和报纸的采访今天也谢绝了四家。晚上唐师曾电话邀请讲课,开口就自称唐老鸭,并且说周国平已经由夫人做主答应了,我只好答应了唐师兄。这是今天唯一的一份。晚上疯狂阅读了两个小时,然后收拾行囊。明天一早出发,今晚到博客上晃一晃吧。假如我一个月不来东博,书院会怎么样呢?哪天试上一试。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博客无主,自有日月高悬。好,袅悄地俺走啦,睡两觉,俺再袅悄地来!

严家炎教授,1933年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后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迄今。现为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玲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求实集》、《知春集》、《世纪的足音》、《考辨与析疑》等。与2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博士陪同教授就其合作研究的社科基金课题,对严家炎先生进行了两次访谈,涉及50年代大学文科建制、当代文学批评、新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学科建设、金庸论争等诸多话题。这次整理出来的,主要是有关严家炎先生个人学术经历和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

一、求学经历:从“文学青年”到北大副博士研究生

贺桂梅
在翻阅有关您的介绍文字时,我发现您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副博士学位之前,并没有正规大学的学历,而就读过的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这所大学和一般大学有什么不同?当时您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

严家炎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苏州,它第一期招的都是老干部,比如山东南下的一些干部。第二期招的是知识青年,很大一批是大学生,但不一定是大学毕业的,也有高中生、初中生,文化程度是不一致的。但反正都是报了名,做了些考查就录取。我1950年6月报名,是违背我母亲的意思的,她让我上正规大学,近一点的就上复旦,我不干。我因高中时曾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一心想搞创作,自以为上“生活”这所大学最需要,可以快一点似的。听说华东革大培养土改干部,我就去了。到年底结业,就半年时间,是一种速成的训练干部的办法。

贺桂梅 当时都学些什么内容?

严家炎
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思想实际,强调知行统一,树立革命世界观。也留了二十天左右学《土改法》,讨论划分农村的阶级,几次土改中的经验教训。当时我自己的体会是,这种速成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要看老师教的怎么样。我们的老师是刘雪苇,后来被批判为“胡风分子”。他很早就到延安去了,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讲课讲得非常好。因为自己搞一点文艺工作,他就结合文艺工作讲一些体会,比如讲到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的论争,就说不要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要以为翻个跟斗自己就俨然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应该是踏踏实实的,真正的干革命应该是艰苦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听了他讲的那些东西之后,真有帮助,心悦诚服地愿意让自己成为革命海洋中的一滴水。如果是一个没有水平的人,在那里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我相信效果一定是很差的,所谓结业也是达不到要求的。刘雪苇讲得相当生动、相当深刻,很诚恳。连他自己参加革命后的体会都融合进去,收到一些特殊的效果。

在正规大学是可以系统地读书而且受到严格训练的,这条路不应该被否定。我尽管在1950年到1956年这六年里还在抓紧时间学习,时间全都是花在学习上的,但觉得这还不够,还是应该进高等学校。特别是反胡风之后,刘雪苇这样的人也被抓起来,我很想不通,也很怀疑。胡风呢,我从40年代起,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看一些文艺方面的东西,我就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一个进步的作家。解放初他就发表《时间开始了》,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激情的,是歌颂新中国、歌颂革命的。我原来还买了他几本书,像《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等,像路翎的作品,如《饥饿的郭素娥》,我都读过的。胡风的书很难读,读起来头痛,但总的意思能体会。

贺桂梅
您当时读胡风和路翎的作品,和读解放区作家比如赵树理的作品,会更喜欢哪一种?

严家炎
我觉得路翎还是有深度的,所以在1952年前后报纸上批《洼地上的“战役”》,我就有点想不通,有点不以为然。像解放区的作品,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们喜欢文学的同学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暑假都没有回家,就在学校里面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读了再讨论的。我当然是拥护这个方向的,觉得有出息的文艺家应该到生活里面去,到火热的斗争里去。但是我并不否认有些作家他们的思想是深刻的,解放区有些作品就达不到。赵树理他们的作品读起来很亲切,让人耳目一新,是一种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感情,这个我很能理解也能接受。但我觉得这两种不一样,难道要把一些有深度的作品也降下来吗?

贺桂梅 您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严家炎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胡风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有深度的。所以后来反胡风反得那么厉害,以致所谓的密信都抄出来了,尤其是第二批发表的那些,显然纯粹是私人的通信,可是抄出来了。我觉得非常吃惊,无法理解。后来进行反胡风的学习,那时候全国各种岗位都要学习,并不光是文学艺术、文化部门,我们是经济部门,所有部门都要讨论,都要表态,都要划清界限。我把买的一些胡风等人的书就交给组织上审查了。我不认识这些人,除了刘雪苇是我们的老师以外,都不认识。

那个事情对我的刺激是,看起来搞文学创作的道路不那么简单。我就对下面的路怎么走怀疑了。所以觉得如果有机会让我进大学系统地读点书的话,我是很乐意的。恰好这时看到报纸上北大招副博士研究生的广告,考外语、哲学、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几门课,我就想我也不妨试试。征得领导上同意后,我就报名了,但是不给学习时间,并不因为你要参加这个考试给你腾出时间。直到考前最后一个星期,领导才给我放了假,可以完全摆脱工作,专门去读书准备考试。搞文学研究和搞文学创作这两条路子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有它的长处。

贺桂梅
“副博士”是怎样一种学位设置?我看到有关简历上写您当时是“肄业”,这是怎么回事?

严家炎
1952年我们国家决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学习苏联。苏联没有硕士研究生,它叫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正式授予学位,副博士之博士了。北大登广告已经是1956年夏天了,考试的时候是9月份,所以当年来不及入学了,就让我们到1957年春节后再入学。在那儿学四年就是1961年的春节才毕业。当时说是有学位,但后来大学又取消了博士、副博士学位,只招收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没有学位。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学下去呢?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1958年10月组织上决定把我提前调出充实教师队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没有几个了。右派划得很多,主要是第二期“反右”。第一期的“反右”是1957年,从6月份开始,秋天结束,划了一些,很少。全校的“反右”主要是第二期。我1957年2月进北大读研究生以后,那是拼命用功,埋头苦读的。忽然系里把我叫去谈话,我恳求不要把我提前调出来,到1961年毕业了再调,那时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服从分配,他们说不行。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已经报到北京市的人事局去了。北大这样的学校,当时业务上归教育部管,但是人事权的变动是由北京市市委组织部和北京市人事局来管。他们说我们已经报过去备案了,市里也已经点头了。找我谈了一次后不通,我确实有很多想法。第二次又找我谈,然后第三次就说你必须同意,你是党员,不服从分配不行,要处理的。最后我就只好答应了。这样就在1958年10月底的时候确定让我出来,承担下学期留学生的课,给我准备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多月。我的副博士研究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贺桂梅
您就读副博士时期所学专业是文艺理论方向。这个方向当时的主要理论教材是不是苏联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您是否觉得自己的主要理论资源和美学趣味受到类似于苏联文艺理论体系的影响?

严家炎
毕达可夫的课我没有经历过。我们1956年报考的时候,毕达可夫刚刚离开,他在这里讲课是1954年与1955年,也就是蒋孔阳、王文生、吕慧娟等在北大进修的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去了,曾看到蒋孔阳他们送的一个玻璃镜框,写着“感谢北大……”。此前,本校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老师当然都去听课了,当时是俄语系的一个老师来翻译毕达可夫的东西,后来就出了那册讲义《文艺学引论》。苏联这套文艺理论,我在进北大以前是熟悉的,因为我自己读了很多书。那个时候的《文艺报》是杂志,现在我还保存着,那上面有不少苏联的东西。苏联文艺界的情况我很注意,读了他们翻译过来的一些理论。比如尼古拉耶娃的文章,讲文艺特征的,比如典型问题,批评马林科夫的,这些问题我都曾注意过。中国自己,比如讨论李煜词,反“拉普”,反“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些东西我都是比较熟悉的。还有奥维奇金的特写。苏联文艺作品当时读了不少,什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青年近卫军》等等,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文论,这些我都是读了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与苏联有距离,思想解放的程度连苏联已经批判的东西都没有达到。苏联的“拉普”的东西拿到中国来读读,那好像也不必批,为什么要批判呢?

不过,我进北大后,读的主要是按导师杨晦、先生开列的那份书单,其中有上百本中国、西方自古到今的名著。那是很有益处的,真正为我打下了学术基础。

贺桂梅
您在北大讲授现代文学史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教材?对当时的主要文学史著作,比如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和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您有些什么看法和评价?

严家炎
先生的《新文学史稿》,我们考进来的时候已经不能做参考教材。给我们的通知里面有要考几门课、哪门课用哪一本参考书的具体规定。现代文学史指定的是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什么呢?因为先生的《新文学史稿》里面引了大量胡风的东西,成段成段地引。此前已经为先生的书开过座谈会了,大概在1952年前后。到了反胡风以后,1955年就开始批评王瑶的书了,所以当然就不能用了。我去教书也不能拿刘绶松的,因为里面涉及到的好多作家“反右”之后都垮了,比如丁玲、艾青、冯雪峰等。只要搞一个运动,教材就要出问题。王瑶的是最早不能用,然后第二批就是刘绶松、丁易的。张毕来的我感觉是比较好的一种,但是只有一卷。

我自己摸了王瑶、刘绶松的文学史以后,感觉有些重要问题上讲得不大准确,例如把1916年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革命的开端。陈独秀他们真是那么早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吗?我打了个问号。所以我备课的时候,就自己去翻《新青年》。至少有将近二十天时间都花在《新青年》上,从它创办的1915年到1920年,我把这段时间的《新青年》全翻了一下,主要是文艺文化方面,越看越觉得不对。陈独秀1916年的时候还在公开主张中国人应该走德国军国主义的道路才能强起来,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李大钊,被认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那也要到1918年。“十月革命”本身就是在1917年11月才发生的,要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那也只能到1918年。所以说1916年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革命,即使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那也不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没有说1916年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外,《新青年》在文学革命方面真正呈现新的面貌:像编辑部扩大和成员增多,优秀新文学作品成批涌现并向全国推开,对俄苏文学的重视和研究等,也是在1918年以后到1921年期间发生的。

我记得后来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五五级、五六级同学也在座,我曾以专题的形式,讲过这个问题。1959年春天起,部分地恢复上课。刚复课的第一学期,先生老师每人各讲两讲。我给五五级、五六级讲,一讲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讲我的看法;另一讲是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我觉得因为自己毕竟是工作过的人嘛,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与张毕来的意见一致,他考察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认为陈独秀是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才明确地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论,我觉得这个看法符合事实。丁易的文学史呢,我的感觉是,这虽然是他在莫斯科的一个讲稿,但讲得比较一般,比较浅。

二、初露头角:《创业史》批评与“中间人物”论

贺桂梅
您60年代初就柳青的《创业史》发表的评论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等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已经成为文学史上有关“中间人物”以及《创业史》这部小说的评价经常涉及的史料。1962年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提出“写中间人物”,与您对梁三老汉这一形象的评价非常接近。你们之间有过交流吗?

严家炎
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没有什么交流。我跟邵荃麟是有接触的,因为从1958年春天开始,《文艺报》聘请胡经之、王世德和我三个人做他的评论员,开会听报告时有时见到他。另外1958年下半年,周扬有“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想法,想用北大中文系的力量跟他们结合起来。当时请了林默涵、邵荃麟这些人到北大来做报告、讲课,但那时《创业史》还没有面世。他们来了,周扬报告之后,荃麟、默涵也来讲过。默涵、荃麟他们还另外做了一些事情。林默涵要北大中文系的青年老师和学生帮他们编一套文艺思想斗争的资料书,比如同胡风集团的斗争,同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斗争,同“战国策派”的斗争,都是有关40年代这些斗争的资料。同一个方面斗争就是一本书,一套总共有五六本。他们就在五五级的学生里面找了几个参加,再加上我,也找了一两个青年教师吧。他们来谈要想怎么编,带来好多材料。既然一个方面要编一本书嘛,那当然要很多材料,让我们去编选。在编选材料的过程中,有一次邵荃麟跟我们谈的时候发脾气了,他说:“姚文元怎么就那么胆大妄为啊,竟然批起巴金来!”批巴金是姚文元1958年秋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的批判文章,前一篇批《灭亡》,后来批到《家》、《春》、《秋》了。邵荃麟说:“巴金现在正在国外,开亚非作家会议,做团结亚非作家的工作,国内却批判起他来了,这叫什么话!”邵荃麟又气愤地说:“太不应该了,事先也不请示,根本不向作家协会报告,自己就在外面发这种批判文章。”问题恐怕在于,最高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藐视权威,批判权威”的号召之后,实际上事情已到了几乎“失控”的地步。

回到邵荃麟和《创业史》的话题上来吧。荃麟为人正直,很有原则,我非常尊敬他,但跟他在《创业史》方面没有交流,也没有谈到过什么中间人物。我写那篇《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完全根据个人读作品得来的感受。我认为《创业史》这部作品水平相当高,而人物中写得最成功、最丰满的就是梁三老汉。这是自己读作品而且连续读了两遍,边读作品边做笔记,用第二遍来验证第一遍的印象是否正确,这样才形成的一些思想。荃麟读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这篇文章。据冯牧在1961年秋末《文艺报》评论员会后对颜默和我的谈话透露,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曾对这篇评论梁三老汉的文章相当欣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我觉得荃麟1962年的大连会议讲话对冲破教条主义、机械论很有贡献。1964年有的领导人为减轻自己的压力,把他抛出来批判的时候,他却没有怨天尤人,推卸责任,而是自己勇敢地掮住闸门,放年轻人过去,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品格。比方说“中间人物”论,沐阳就写了“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一文,文章很短,但是话说得比较俏皮,就传开了。荃麟没有把谢永旺也没有把我踢出来,他认为这是年轻人,要负责任的话应该是他们这些做领导工作的干部。邵荃麟一点都不推卸,这是一种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顶天立地的人格。

贺桂梅
1964年后开始批评“中间人物”时波及到您了吗?与柳青之间关于梁生宝形象的争论,您今天怎么看?

严家炎
1964年批“中间人物”的时候,有不少文章是涉及到我了。早一年,先是批评我有关梁生宝形象的意见。那时我二十多岁,措词不讲究,有点冒失,像“三多三不足”啦,挺挖苦人的话,难怪柳青生气了。据《文学评论》编辑女士告诉我,柳青对我评梁三老汉这篇文章是很欣赏的。梁三老汉这个文章发得早,梁生宝这篇我也是给《文学评论》的,但是《文学评论》开始不发,有些犹疑,到了1963年才发出来,中间隔了两年。发出来以后柳青很生气,就在《延河》上登了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文章。

1967年在西安我跟柳青见过一次面。当时柳青受了点冲击,我向陕西作协有关领导说,像柳青这样能写出《创业史》的作家,不应该受冲击。柳青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的文章?是不是有大人物做你的后台啊,是不是林默涵让你写的啊?”我告诉他:“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想写的。可能语气上有点轻率,冒犯了。”他问我:“你写这文章时多大岁数?”我说“二十六七岁吧”。他就说:“我要知道你还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我也不该写《延河》上那篇文章的。”。后来柳青患病在北京住院时,我还去看望过他。我们相处得很好。

贺桂梅
除了《创业史》之外,50到60年代发表的作品,您都会去阅读吗?我看到您写过评论文章的当代文学作品还有《红岩》、《李自成》。这之外当时有心得的作品还有哪些?

严家炎
50到60年代的许多作品,像《红旗谱》、《红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红豆》、《李双双小传》等,我都是读了的。我开过当代文学的专题课,同学们对我的《红旗谱》评论还挺有兴趣,但当时来不及写成文章。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我当时也读了的,也比较欣赏,赵树理那种幽默感我是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赵树理从做人到作风都很实在。敢于反对当时流行的“大跃进”的“左”的浮夸风气。包括《山乡巨变》我也是都读了的,我也很肯定里面的陈先晋,不过因为朱寨已经写了文章我就不必再去写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把现当代文学连在一起的。

三、学科中坚:《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现代化”

贺桂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是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的核心教材,并且它的写作方式与写作过程也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作为这部文学史的主编之一,请您谈谈它的编写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严家炎
《现代文学史》也跟《古代文学史》一样,从1961年3月开始组织队伍重新编写。不过《古代文学史》是以北大为根据地,编写组就住在北大招待所那边。《现代文学史》最初由北师大主持,搬到中央党校去了,但有点像群龙无首,进展不顺利。后来决定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先生担任主编,经过周扬和文科教材办公室同意,才算步入正轨。

唐弢大概是从1961年9月中旬或10月初来的。本来9月上旬教育部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要我回北大,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回到北大中文系一了解,才知是要我出去接替先生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去教书。我当然是很高兴出去看看的。教育部人事司在电话里已经说了:“下个星期你就走,国际火车票已预订好了,其他方面你赶紧做一点准备。”那个时候去匈牙利是坐火车,经过苏联。我就在家里等了。结果五天后仍没消息。我问教育部人事司的人,他们说要等一等。稍后他们给我透露,其实是唐弢不放,让教育部把我扣着。唐弢刚刚担任主编,所以教育部对他的话很尊重。最后唐弢和教育部人事司商量定了,当时中国跟苏联、东欧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先生从匈牙利回来以后,我们就不再派教师去了。这样,我又回到了教材编写组。

贺桂梅
书稿写作过程中您负责的是哪些部分?《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跨越了“文革”前后两个时段,这期间有些什么变化?

严家炎
先生担任主编以后,不但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全书的框架迅速确定下来,而且明确了几位责任编委的分工:他要我负责“绪论”和“五四”这段,先生负责“左联”这段,先生负责抗战这段,山东大学的先生负责解放区和解放战争这段,文研所的先生也是责任编委,着重负责戏剧方面。

在事先征求编写组意见后,唐弢还规定了几条编写原则: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入书内。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写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这五条原则都很重要,尤其是、两条更加重要,是否照着做结果会大不一样。比如新诗集《女神》,诗人臧克家、张光年和一些学者都讲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歌颂马、恩、列这些经典作家了,可以算早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们一对照《女神》初版本,才发现不一样啊,原来第一版的《女神》只提到列宁,其他歌颂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并没有马、恩。到1928年,郭沫若革命化后,他把《巨炮之教训》、《匪徒颂》这些诗都修改了,提出“为消灭阶级而战”。这样判断,事情就不一样了。现代作品有很多是作家修改过的,因此,读初版本而后加以比较、对照是非常重要的。再有,是要看这些作品发表的杂志,看杂志上是怎么发的,周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唐弢强调要感受“时代气氛”,不能孤零零地谈一个作品。唐弢开列了一批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刊物,让年轻学者读。另外,他还强调“春秋笔法”;主张教材最好是不要只突出自己的某种独特见解。你在自己的研究论文里可以写,但放在教材里最好用公众认可的见解。如果有个人的见解要写也可以,应先介绍不同的意见,然后可以说自己的意见。这些规定对教材的规范化,对年轻学者的锻炼成长,都是很有好处的。

其实,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条件在60年代还不很具备。那时,东北批萧军的冤案还在,全国反胡风的冤案还在,文艺界那么多右派的冤案还在。左翼文学内部两派的宗派主义也还存在。很多问题无法碰,只能回避。尤其是1958年周扬自己发动的对“写真实论”的批判和1959年底1960年初对“人性论”的批判,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作品的正确评价。我们编写组只能在当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设法做得好一点而已。

我们那本书1964年内部印刷了200本,为征求意见,绝大部分都分发出去了,所以在“文革”中流传较广。到70年代末大学恢复招生后,竟被有的学校拿去半抄半改成为教材。北师大的老师特别着急,他催促我们赶紧上马,重新组成编写组来修改上册和重写下册,争取快点出书。于是在先生家里开了一次会。先生身体不好,就叫我来负责,请先生、先生做顾问,并吸收了北京师范学院的两位老师参加。将修改上册与重写下册的工作齐头并进。后来上册较快改完,分两册先出,下册一年后也写毕,1980年印出。下册因为是重写,反而放得开些。

贺桂梅
在写作过程中,不同作者之间有没有分歧,怎么协调?比如您与唐弢之间关于“现代文学”在理解上的分歧,有没有在具体的编写对象上发生一些争论?

严家炎
好像没有太大的分歧。至少60年代好像还没有出现,都是听唐弢的话,更上面是听周扬的话。到“文革”结束之后,开始重新解放思想的时候,有些问题上才出现不同看法。这体现在《求实集》,我请唐弢为我写序,我说有什么不同看法请您加以指点。他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包括倾向国民党的那些文学,比如“战国策派”的文学,陈铨的《野玫瑰》,抗战后期徐讦的《风萧萧》,民族主义文学等,如果现在看起来有一些作品艺术上还可以的话也可以写。现代文学史里不能光是左翼的文学,有些不同倾向的文学应该写。体裁上来说,那些旧体诗可不可以写呢?我觉得应该写。不光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也应该写。在我们三卷本中,为了要写少数民族文学,不要光写汉族作家和汉语文学,所以我请段宝林——因为他做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写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内容。有几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有些作品值得写,比较好的有维吾尔族的几个作家,还有蒙古族的几个作家,虽然蒙古族的不少作家已经是用汉语来写作。反正写到了一些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些是少数民族语言写的、用汉语翻译过来的,这还是一个新的开头。在此之前,没有哪一本文学史写到少数民族现代作家,讲老舍那是因为他已经用汉语来写。现代文学史里面真正写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就是我们的三卷本,50、60年代先生主编的时候也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把它修改的时候,做了这些工作。

永利电玩城手机版,贺桂梅
那您对先生的批评,就是他在《求实集》序言中提出来的意见,您现在怎么看呢?因为他是主张不要把那些旧诗词、通俗文学写到现代文学里边……

严家炎
我大体上还是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文学史里写旧诗词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将来是一定会写进去的。在新诗之外还有旧体诗词,而且有些旧体诗词还很不错,如鲁迅的、郁达夫的,写得相当好,这些将来总有一天会写。在三卷本现代文学史中,现在已经写到了一些,只是非正式地从侧面提到而已。我相信,将来的方向是所有艺术质量高的各式现代文学作品都可以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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