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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哈特曼与陈康对柏拉图知识论的研究

搜狐文化讯吉林大学哲学系自1958年建系以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爱智求真敢问真”的学者,他们走向全国各地,为开创和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筚路蓝缕、笔耕不辍。今适逢吉林大学七十华诞,本平台特开设《吉大七十?哲林人物》栏目,刊登一系列吉大哲学优秀系友专访。忆往昔峥嵘岁月,叙今朝母校情深,展未来踌躇满志……

作者简介:
牛子牛,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宋继杰,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以哲学为志业 ”

原文刊发:《云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访张盾教授

摘 要:
陈康先生在柏林大学的导师尼古拉·哈特曼在20世纪上半期被认为是德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在陈康先生对柏拉图的研究著作中,其师的影响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痕迹。两位先哲虽然研究领域有别,亦分别面对不同的学术群体,但其在哲学的论证与论战中所持的立场却能相互呼应:一方面,捍卫知识对象的存在论地位,即保证其不依赖于知识的超越性自在;另一方面,发展出与此种存在论相应的直观方法,并以之为推论方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陈康先生的柏拉图研究不仅是古典哲学研究领域的财富,亦折射出20世纪德国哲学中的许多重要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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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陈康;尼古拉·哈特曼;知识存在论;新康德主义;现象学

张盾,男,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历史学学士。1985年在吉林大学马列教研部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2002年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担任哲学编辑、副主编,曾获吉林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第十届省期刊优秀作品编辑一等奖”和吉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五届吉林省期刊优秀作品编辑奖”。
2000年评为研究员。
2002年调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任教授。2004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2010年被聘为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201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兼任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外审专家,中国马哲史学会理事。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陈康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5ZDB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曾长期从事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论和伦理学方面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美学、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与柏拉图的关系等。出版专著《分析的限度:分析哲学的批判》(1999)、《道法自然——存在论的构成原理》(2001)、《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2009)、《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2014)。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2011年获首届萧前哲学基金优秀论文奖;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获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曾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2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超越审美现代性——马克思政治美学研究”(
2013),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
2015),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研究”(2007)等。

陈康先生在柏林大学的导师尼古拉·哈特曼在20世纪上半期被认为是德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陈康在忆述老师其人其学的文章《尼古拉·哈特曼》中,就称其为“现代德国很少的几个重要哲学家之一”。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家相比,哈特曼在哲学派别上的归属是非常暧昧的,他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像新康德主义或现象学那样特色鲜明。但是,在陈康先生对柏拉图的研究著作中,其师的影响依然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痕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者虽然研究领域有别,但其在哲学的论证与论战中所持的立场却能相互呼应。

永利电玩城首页,访谈时间:2016年9月10日

一般认为,哈特曼起初属于新康德主义马
堡学派,在反出该阵营后,又对现象学运动同时抱持一定的亲近和明确的批判。而在陈康先生方面,其对柏拉图的解释所主要反对的,是语义分析进路的解释中将对相的知识化约为命题知识的趋势。尽管这两项工作分别针对不同的学术群体,但其在理论上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一方面,捍卫知识对象的存在论地位,即保证其不依赖于知识的客观自在;另一方面,发展出与此种存在论相应的直观方法,并以之为推论方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本文拟将两位先哲置于学术史中的上述相对位置上,主要以哈特曼的《知识形上学基本》和陈康的《获得相的知识》等文本为依据,意图揭示陈康先生的柏拉图研究不仅是古典哲学研究领域的财富,亦折射出20世纪德国哲学中的许多重要争论。

访谈地点:张盾教授办公室

一、哈特曼的知识存在论与柏拉图的存在结构

采访人: 王雪(以下简称“王”)

哈特曼在其反出马堡学派的标志性著作《知识形上学基本》(Grundzüge einer
Metaphysik der
Erkenntnis)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下面这项研究由这一观点出发:知识并非对象的一种创造(Erschaffen)、生产或者产出(Hervorbringen)……而是对先于一切知识并且不依赖于之而现存(vorhanden)的某物的一种把握。”对哈特曼而言,这一奠基性的观点构成了对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对象构造”学说的双重批判。在哈特曼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方面,陈康先生有很清晰的表述:“马堡学派的认识论的唯心论,也是让对象在意识里产生。万事万物消灭于思想里,认识论侵吞了翁陀罗己。但哈特曼是新翁陀罗己的创始人。万事万物不从思想里解放出来,则根本无翁陀罗己可言。因此哈特曼哲学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他的破万事万物依心的理论了。”在现象学方面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使得含义的观念客观性独立于意识的思想或表述行为,进而构成了一个不变的观念性存在领域;这一点对哈特曼构造知识存在论的努力有着决定性的启发,把他“从‘批判’的迷梦中唤醒过来”。但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已经有了悬置存在论的倾向:对于现象学的认识论,“在它的科学确定中自始至终都不包含丝毫有关实体存在的论断;就是说,任何形而上学的论断”。而在胡塞尔转向先验现象学之后,哈特曼更认为他陷入了另一种先验观念论。因此,从对上述两个学派观念论的批判出发,哈特曼的知识存在论的首要特征在于:一方面保证作为知识对象的自在物对于意识内容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则要证明,知识奠基于这样的超越性存在以
及主体与之的存在论关系之上,且在知识的客体与超越性对象的存在本身之间,有着无鸿沟的连续性。

被采访人:张盾(以下简称“张”)

哈特曼认为,知识作为主体对对象的把握关系,首先是一种存在论关系,且奠基于其他更基本的存在论关系;知识论既不是存在论的前提,也不是最基础的存在论。主体能够认识对象的可能性,在于二者所共同拥有的一部分存在论构造或存在论“范畴”。主体在此条件下对对象的把握是一种“客体化”行为,而被把握的对象本身的一些“部分”和“面向”成为了“客体化了的(objiziert)”。但是,这些部分和面向并不是超越性存在的全部,后者总是保有“超客体(transobjektiv)”的部分。“客体化”和“超客体”之间界限的推移就是知识的扩展。这种扩展尽管是“无限”的,却不是“无边际”的,知识的扩展的绝对界限由主体的客体化能力的界限所决定,进而为主体与对象的存在论范畴的重合范围所决定。

结缘吉大

尽管被客体化了的对象属于超越性的自在对象本身,但出于此种对象存在的超越性,它本身并不是主体意识的内容,不是直接被给予意识的东西。意识内容是伴随着把握和客体化行为而进行的“表象/再现”行为所产出的“图像/表象”。在图像与超越性对象之间,不仅存在着内容的差别,也存在着存在论类属上的差别:“客体本身不是表象(如观念论所教导的那样),而只是表象的对象,且本身超越了表象,即使是在它被相即地表象了的地方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哈特曼的知识存在论与胡塞尔现象学有着明确的区别:对现象学而言,“相即性知觉”本身即是所知觉的现象之实存的明确无疑的保证,因而在哈特曼看来,现象学“将对象理解为内在图像”;而对哈特曼本人来说,对象的超越性始终在其自身与意识的内在内容之间拉开了一段不可化约的差距。这一段差距使得图像与对象的符合问题、进而使得真理和欺骗成为可能,真理亦因此而必然是“超越性的”。不论是“客观”的东西还是有真值的东西,都不是中立于知识的对象,而是对象的表象。进一步,在认识过程中,由于对象保持不变而主体的意识内容发生变化,故而是客体规定主体,而非主体为客体立法。

王:老师您好,很荣幸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您早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那个时候的吉林大学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转向了哲学研究?您的哲学学术生涯是从自学开始的,您觉得这种学习和研究经历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张:我是1978年进的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当时吉大给我的印象是简朴宁静。那是一个纯真年代,市场经济还没启动,当时最好的学生都聚集到文史哲这里。当时我们在历史系,一门心思就是学习怎样做学问。我们的那些老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时岳老师,他是南方人,搞中国近代史已是大家,当时我们都崇拜他。他的才华,他讲课时那种内在的激情
,他发表的那些漂亮论文,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植入到我的生活和生命里,变成我一生的目标和动力,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他不是我的“亲老师”。后来随着社会转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想开了,不再拿学问当真了,但我始终没有改变。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历史系77级的同学都专心搞历史专业,78级的同学喜欢哲学,看哲学书。因为当时我们班有几个很棒的同学,有哲学素养,说出的话和写出的论文和我们都不一样,那个对我转向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说到自学哲学,我的哲学确实是自学的。说到这种学习经历有什么特别意义?我觉得是这样:高等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只要你真喜欢,有那个性情,也有那个才智,就可以学哲学了,不在于你是不是哲学系出身。我们有些最好的学生就不是哲学系出身,当然孙老师、赵汀阳都是哲学系出来的。关键在于,我觉得哲学这个行当比较特殊,真正哲学学得好、做得好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天命所至,命中注定。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学历史是进入人文科学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口,因为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基础性和综合性的学科,学历史的人改学文科哪个学科都问题不大,我就借了这个力。再遇上一位有才华、有性情的老师,和一些有天赋、有根器的同学引导着你,然后你自己也是有性情、有实力的人,又真喜欢,这样就可以做哲学了。所以我很是感恩,在大学时期遇到了好老师,又遇到好同学,就这样注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学术探索

王:纵观您的哲学研究,您早期主要就是进行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研究,您怎样看待这段学术经历对您整个学术研究的影响?

张:这个学术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我80年代喜欢分析哲学,90年代又喜欢上现象学(主要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和中国学术界的趋向大致一致:80年代分析哲学热,90年代现象学热。不过我是自己在家里看书,工作就是在《社会科学战线》当编辑,很自由,有大块时间读书。我迷上分析哲学,是因为我们班有个同学田立年,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小,当时被我们认为是哲学天才,后来考到复旦学现代西方哲学读硕士,回来他跟我说:“分析哲学是最正宗的学院哲学。”我看的第一本分析哲学的书是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清晰、简洁、漂亮但决不肤浅,把深刻的思想创见和明晰的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特别适合初学哲学的年轻人。我当时很快沉醉其中,找来了几乎所有汉译的分析哲学著作看。后来我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无须存在公理的指称理论》,发表在1989年《哲学研究》6期,那个不是研究分析哲学,而是模仿分析哲学的方式和笔法去讨论一个实在论和唯心论的关系问题。我跟分析哲学的缘分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分析哲学在我心里的剩余物就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很早就有汉译本,田立年又送了我一本英德文对照本的《哲学研究》,这是我看得最完整最认真的一本外文原著。分析哲学教会了我怎样写论文,怎样写漂亮的论文,我写了一批哲学论文,最后成为《分析的限度》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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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读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发现比所有分析哲学都写得好,我开始迷恋康德。但《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看不懂。93年我买到韦卓民《纯粹理性批判》译本,品相不好,但我如获至宝。读懂《纯粹理性批判》的感觉对我来说终身难忘,那是我30多岁时的一个金色黄昏,那天儿子在外面玩耍,妻子在厨房操劳,我在卧室突然看懂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懂这本书的第一感觉就是它写得太美了。然后就是现象学,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胡塞尔的《大观念》,再加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很多年里我反复读这几本书,关注里面的每一个细节,但几乎没写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我感觉自己主要从这几本书里学到了一些哲学的功夫。这就是喜欢和热爱吧。最近看了一个牟宗三品评中国几代学人的帖子,颇有感触。晚清和民国时代只有最聪明的人才去做学问,现在的中国人还是那么聪明,但最聪明的人心思已经不在学问上,而学问这个东西恰恰需要最聪明的人倾其一生全力去做,还不一定能弄好。好学问的标志就是好作品,别的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王:在您的学习经历中,哪个哲学家和学者对您影响最大?您觉得一个研究哲学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教养?

张:是这样,因为我是自学哲学,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刚才说的那四位大师,四本书。晚年我比较喜欢的哲学家是阿兰·布鲁姆。还有一个人对我有影响就是赵汀阳。赵汀阳肯定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一流高手,我从赵汀阳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拥有自己的问题,并且既有想象力、又有把握地处理这些问题,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自学的过程。

关于你说的教养,这个东西很重要,但又是无形的。有人说我们这些建国后培养的学人和老年间培养的学人相比,就是没教养。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以我喜欢的作家汪曾祺为例,有人说他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就是说他有那种特殊的教养,其他作家没有,我们这一代学者也没有他那样的教养:诗文书画全通,五经六艺全懂,风流倜傥,有雅好,有性情。我肯定不行。可是话说回来,即使有那样的教养也不一定能做得了哲学。哲学是很特殊的一种学问。最近有人质疑钱钟书、陈寅恪那样的学问,有一定道理。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最高技艺和境界,即使真有教养的老派文人也没有权利去蔑视像康德那样的人。就我而言,我从小就读父亲收藏的相当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书,最喜欢陶渊明、杜甫、李后主还有《红楼梦》。上大学后我又看外国文学,最喜欢托尔斯泰、福克纳和詹姆斯·乔伊斯,还有川端康成。晚年喜欢看日本电影和日剧。这算是最基本的教养吧。

王:您曾经写过一本存在论方面的专著《道法自然》,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能否说一下您想通过这么一本书解决什么核心问题?这本书对您的学术人生有什么意义?

张:《道法自然》是我生命追求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也是我写得最艰苦的一本书,全书完全按照康德、胡塞尔式的体系建构和概念推演的方式写成,耗去了整整6年时间。《道法自然》的问题是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观性原则,要求在一个不预设任何主体性前提的新论域中重新解说存在的本意,这个新论域我称之为“存在的第三人称论域”。其实我的第一原理非常简单,我认为存在的真正本意是:凡存在总是存在者自己去存在,每一个存在者的存在都有自己的内容,这个内容必须由存在者自己去构成,与存在之外的主体无关;存在之外的主体所看到、所领悟、所创造的存在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对存在的“第一人称性解释”,其有效性取决于主体的视界和尺度,而不取决于存在者自己;然而真正说来,一个存在事态的内容是不能由思想的尺度和形式来替代的,只能由存在者自己去构成。尽管这个基本原理相当简单,但要在哲学上证明它却很麻烦,因为要在一个如此单纯的第一原理之上重建存在论的问题基础,必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我需要重新开拓出一个完整的第三人称论域去取代人们熟悉的第一人称论域,这个新论域包括重新构造主要概念,重新建立基本准则,然后用这些概念和准则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最后还要对整个西方主体性思路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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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道法“自-然”

――存在论的构成原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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