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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早报》:忧患时期更亟待精气神儿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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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先生近影,毛时安摄
今年农历正月初二,是徐中玉教授的百岁华诞。记得1984年,年届七旬的徐中玉先生曾经吐露过这样的心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果然是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诚然懦弱、无能,但确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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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先生百岁华诞之际,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和老一辈学人的治学、为人,视为我们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理想的一笔“丰富的文化宝藏”。

徐中玉
1915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著述约千万字,其文艺理论研究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徐中玉文集》是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研究心得。2009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4年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徐先生近80年的学术生涯聚焦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形成了与西方文论判然有别的民族审美思维的特点**

  在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颁奖典礼上,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百岁高龄的徐中玉历经沧桑,著作等身,虽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坐着轮椅上台领奖时却说“我做得不够好,还要继续努力”。大家风范,令人动容。

徐先生学术主攻领域是中国古代文论。在“五四”引进西方文艺理论,并以西方文论作为日后中国文艺理论框架体系后,中国传统的古代文论却遭到无情的冷落,成了绝响和新学。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大学三年级就受叶石荪教授影响,开始中国文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叶先生游学欧美,主讲文艺心理学,却反复强调,古代文论是一个宝库,那些著名文艺家们的甘苦之言尤其可贵。从研究生论文《宋代诗论研究》始,徐先生近80年的学术生涯聚焦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先生对现实的关注和热情、对工作的投入,是他一辈子的追求,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跟随徐中玉为学30载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帆说,“我想用这句话来概括徐先生为人为学的特点: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徐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对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古代文论的意义和价值有高度充分的肯定。他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它对全人类文化有着重要贡献,这是海内外学者都承认的事实。”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论形成了与西方文论判然有别的民族审美思维的许多特点。一是强调审美的主体性,自得之见、自出手眼、自抒怀抱,言必己出,有个人的独特感受和风采。二是强调观照的整体性。既有微观、细节,更重整体、大局。如刘熙载论庄子,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苏东坡以“寒”论孟郊,以“瘦”论贾岛。飞、寒、瘦,观照的都是诗人的整体印象而不是局部的细节。三是强调论说的意会性。点到即止,重在意会,凡事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举一反三,重在妙悟。四是强调描述的简要性。通道必简,无须烦辞。为此,徐先生大声疾呼:“多少年来,很多人只知希腊、罗马、欧美、俄苏、日本等外国文论家的观点和名氏,仿佛我们自己那些封建古董中并无理论,更没有非常精彩,甚至比外国人谈得更精彩、更体现国情和民族特色的理论。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脱离了本国文论历史几十年,基本不是在走自己的道路。”他批评那种欧化而抛弃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连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心都没有。”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在实现历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的时候,我们需要文化的自信和从容。徐先生的这种呼唤不应该成为文化上的空谷足音,而应该引起我们的切实反思:在当代中国面临着重要历史选择和历史转型的时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对待我们伟大的祖先创造的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粗暴地对待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和站在历史长河源头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除了表明我们数典忘祖的浅薄、愚昧,还能说明什么呢?

  在谭帆的介绍下,记者走进了华师大二村、徐中玉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从咯吱作响的木板楼梯上楼,老式的旧铁框门里一扇木门内传来应答声。随后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条窄长的过道,一路过去,左右分布几间小屋,老式的陈设,没有一间称得上宽敞,但间间堆叠着满摞书籍。最里头的卧室内,老先生一丝不苟地套上外衣又缓步迎到房门口,对着冒昧来扰的记者笑盈盈地问好。待我们落座后,他才在谭帆的搀扶下,在一张老旧的单座沙发中安坐下来,背后半掩的窗帘上是朵朵红艳艳的牡丹。老先生也不打量、也不发问,只是对着陌生的我们满脸笑意,真是“即之也温”。

我曾当面听章培恒先生讲过1974年的“批林批孔”,在一次座谈会上,徐先生公然表示对批孔的“不理解”,并且为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辩护。1987年他在香港大学发表《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孔孟“仁人志士”的精神品质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传统。2001年八十七岁的先生更以四万字长文《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全面完整阐释孔子和原始儒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其对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他尖锐地指出,“过去绝大多数之‘批孔’,无知、粗暴,实在是我们历史上的一大怪现象”。同时,徐先生还极为适度地指出了儒学“人治”、“自律”的历史局限。

  文须有益于天下

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敬畏,还表现在先生自己对老一辈学人理解和尊重上。参加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许杰先生去世后,徐先生多次深情回忆许先生的为学为人。他盛赞许先生说“许杰一生进步,一生坎坷,一生清贫,一生忠厚,是我的楷模。”他评价长他十岁的施蛰存先生说,“像施先生这样做什么事都能成为大家的大才子,以前就很少,现在来看,一个都没有了”,确实是发自肺腑的知己知音之言。施先生活着,徐先生但凡到市中心开会活动,只要有空就会去探望施先生,然后一五一十地把看望时的情景告诉我们。

  “从学术著述来看,徐先生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很广,从古典文学到当代创作,从理论创作到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有涉猎。无论哪个领域的研究,其中都贯穿着求实。”谭帆说:“‘文须有益于天下’,这可以说是徐先生最基本的一个学术旨趣。有感而发,有用而做,有益才说。从徐先生古代文论研究所选择的主要对象中,就能体现他的这种现实关怀。”

徐先生所治古代文论,原本是与世隔绝的“书斋里的学问”。但他的古代文论研究总是关切着自己所处的时代,面对着文学现状

  徐中玉的古代文论研究比较关注三个人物,一个是孔子,徐中玉认为《论语》里面有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下也是有用的思想。他在《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中,从“为己与为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思与思而不学”“知之为知之;不知而不愠;知之不如乐之”“巧言乱德;见利思义,不贪不义之财”“转益多师;当仁不让;如何与朋友交”“如何处理社会关系:上下之间、人己之间”6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孔子《论语》中的有关论述与观点,认为保留在《论语》中儒家代表孔子的这些思想、观点,大多与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有关,其值得参悟、借鉴、择取的意义、价值至今仍在。第二个是苏轼。1981年徐中玉出版专著《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从苏轼创作经验的角度分析苏轼的特点以及对当下的作用和影响。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徐中玉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中”过,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文革”期间有人把苏东坡列入儒家加以批判,原因是苏东坡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但徐先生讲课时依然实事求是地评价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是要担风险的,但徐先生一直坚持学术研究最需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第三个是清代初年的顾炎武。在《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中,徐中玉写道:“他的文学损益观,我觉得确是既着眼于当前,却又并不是局限于当前,而注意到了某种比较普遍的价值规律。就我所知,在他之前,还极少有人如此明确地提出过这一问题:‘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即凡对当时人民真正有益的好文章,对后世必定仍会有益,纵然在程度上并不一样。”

永利电玩城首页,徐先生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尤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先生在研究顾炎武时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自觉思想责任,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自以为能扭转乾坤。试看他人在江湖,如何仍关心天下之兴亡,总觉责任在肩,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质。价值观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应出于公心,既洁身自好,又能与人民同忧乐,这种精神、器识,有良知者,不能或泯。作诗、治学,如欲有所成就者,无此素养,缘木求鱼而已。”他在自叙《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一文中,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忧患紧紧相连,经历过“各种挫折、各种遭遇,忧患意识都始终在心头激荡不已。居安必须思危,忧患才能兴邦,不能居危尚且粉饰”。所幸的是,二十年前先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如今已成为党、国家、人民前进的共识。徐先生认为,“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自己对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的强烈担当,作家、艺术家的‘伟大’永远不可能同广大人民的幸福、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崇高的思想、事业相脱离。大家都承认,我们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都是大文学家,同样大家也都承认,或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有正当的使命感。”

  徐中玉一贯主张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古今,发表意见,以期对现实有所裨益。《论“无胆则笔墨畏缩”》一文,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呼唤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论文集《激流中的奋进》则反映了徐中玉一辈子文艺理论的追求。“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没有放下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没有放弃关注现实、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这种追求。”谭帆说。

在很多人眼里,徐先生所治古代文论,原本是青灯黄卷、大体与世隔绝的“书斋里的学问”。但先生从来不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相反,他的古代文论研究总是关切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总是面对着文学现状的需求。在他对故纸堆几十年如一日孜孜汲汲地整理、发掘中,我们总是可以听到时代涛声的有力激荡,总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上世纪70年代,先生先后发表了《不能够这样评论杜甫和苏轼》,《<水浒>不是官书》等论文,以明确无误的文学史实直接批驳“四人帮”及御用文人出于政治阴谋的需要,歪曲、颠倒文学史的谬论,肃清了古典文学领域的“文革”流毒,廓清了蒙在杜甫、苏轼、《水浒》这些伟大文学家、不朽文学经典上的污泥浊水,从而使古代文论、古典文学研究成为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文学苍白、绮靡的无病呻吟和空洞无物,徐先生在纪念顾炎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发表了《文须有益于天下》,其中特别有启发地论及“能文不为文人”。作为一代诗文家的顾炎武,在自己的著作反复表达了对一些所谓的“文人”的鄙薄。他主张人们“能文”,却不主张人们去做“文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是“文人”的“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无识之徒和一味追名逐利、只为一己一家盘算的小人。徐先生在文中期待当今作家能像顾炎武那样,在国家形势困难时,拨乱反正;社会风气不良时,移风易俗;百姓生活苦得很时,设法解救,写出“有益于天下”的文章来。针对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过度粉饰现实,徐先生法眼另具地总结苏东坡创出的现实主义精神“言必中当世之过”: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先生论述说,“言必中当世之过”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对现实生活的重大错误和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言必中当世之过”,不但要言“过”,还要“中”过,还要找出切实可行、纠正错误的办法。揭露本身不应是终极目的,更重要的是把国家社会的毛病想法切实治好,使得人们大众真正幸福、高尚起来。徐先生一生真心敬佩的是那些“忧国伤时,为民请命,要求改除时弊,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学家。是“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的创作精神。

  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兼容并蓄

徐先生的治学形成了自己强烈而羡慕的个人特色,那就是求真务实、致用的研究目的;尚质、清峻的研究文风;实证与贯通的方法论

  “说起先生治学就不能不提及先生积累的数量巨大的资料卡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克强是徐先生学生,他感叹道,徐先生非常重视资料搜集之功,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后辈学生。

在保持与时代思考血肉联系的同时,徐先生尤其重视对古代文论中零星散见的大量生动、感性的创作经验的研究,并且从中提炼出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创作规律。在《文章且须放荡》一文中,先生借助南朝简文帝萧纲给儿子信中“立身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的名言,广征博引,层层分析,积极鼓励青年作家冲破束缚、解放思想,大胆想象,鼓励他们打碎禁锢思想的精神枷锁,呼吁为他们提供自由创作的空间。在《古代文论的‘出入说’》一文中,先生梳理从南宋到晚清“出入说”一路演变的脉络,从多方面揭示作家对生活的“入”与“出”辩证关系的理解,把握好感性形态和理性思考的协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一文抓住严羽《沧浪诗话》的这一经典之言,以《水浒》九纹龙史进从王教头习武、武艺大长的生动例子,提出创作一开始就要路径正确、志存高远。先生对苏轼情有独钟,用功最勤,专门写了《论苏东坡的创作经验》一书。可以说,在先生之前,有东坡诗、词、文长篇大论,有东坡侧重各异的文学传记,但从未有过对苏东坡创作经验在规律层面上如此全面而有规模的学术研究。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代文论,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到研究?”青年徐中玉在中山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两年间,孜孜兀兀,心想手抄,积累了上万张资料卡片。古代文论有专著,更多的是在作家全集中的散篇碎著,还有随笔、杂记、小说、戏剧等数种零星记录、序跋甚至对话。只要脑筋里随时装着许多问题,处处都能遇到有用的材料。例如徐中玉认为,研究严羽的《沧浪诗话》,如不结合他的《沧浪吟卷》来研究,往往就误解了他的主张。研究其人的议论,又不能不知其人,知其世,知其针对着什么而言等等。治学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握的实际愈完全,基础就愈牢固,研究也愈可能深入。

由此徐先生的治学形成了自己强烈而鲜明的个人特色,那就是:一、求真、务实、致用的研究目的。其学术研究的目的和起点是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的很多文学论文标题中就有“问题”、“几个问题”、“一些问题”的字样。然后对问题紧追不舍,探究真相,寻求真理。二、尚质、清峻的研究文风。徐先生文章不求花哨、玄虚,一是一、二是二,清楚、明白、质朴、晓畅。他既不高谈、空谈一套一套晦涩、唬人的理论,也不服膺浮光掠影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先生强调研究的生命在于实践。字里行间承载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悲天悯人,奔走呼号。三、实证与贯通的方法论。徐先生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他所有的结论都是按照年轻时在学院就养成的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在实证材料的坚实基座上,几乎每一篇论文都有大量的材料引证。在这点上,先生是不折不扣的学院派。而不像当今的一些所谓“才子”型学者,学风不严,言出无椐就信口开河。读徐先生文章的过程经常就是消化实证引文,在实证引文的阅读遨游中开拓视野走向结论的过程。那些长期被冷落材料,经过徐先生的慧眼识珠、点铁成金,常常就抖落了历史的尘埃,奇异地焕发出了当代的生命活力。据先生自己粗略回忆与统计,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一生经他手而过的著录、笔记有几千种之多,手写卡片资料不下两、三千万字。先生晚年带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搜罗、抄录、整理、出版,上自先秦下到近代,横跨诗、文、词、曲、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书法诸多领域,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十五大主题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既惠学后人,也为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大厦的奠基提供一份基础性的材料。其次是贯通。理论和现实的贯通。针对人们经常引用的歌德的“理论是灰色的”,徐先生提出,“理论有灰色的也有青色的”。理论的生动的青色的活力就在于它扎根在现实需要的厚实沃土之中。古代和当下的贯通。借助先人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打破、融化现实创作的层层坚冰,为当下的文艺发展、文艺创作乃至文艺政策的制订,拓宽思路,提供丰厚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最后是中国和外国的贯通,徐先生虽治古代文论,但他从来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冬烘学究和国粹派。他主张理论上的开放和吸收。除了我们先哲的经典言说之外,他在论述中常常会引用歌德、狄德罗、果戈理、屠格涅夫、包括康阿瑟·密勒这样的当代剧作家的观点,互为参照、引证。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加以贯通。

  1957年徐中玉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但坚持做手抄材料的习惯从未间断,陆续从七百多种有关书籍中做了四五万张卡片。“文革”抄家时,这些卡片被视为废物而未受损,徐中玉窃喜得了“无用之用”。但果若有用,用又在何时?当时的徐中玉也是眼前茫茫,但是,“我深信这门学问总是有用的,我做不成、做不好,以后别人还是会做,会做成、做好的。”20世纪80年代,徐中玉深感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于是和同事、学生一起,搜集我国古代诗、文、词、曲、小说、戏剧、绘画、音乐、书法等文艺理论资料,按传统的审美原则,出版了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15大主题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材料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有大量的实例引证,才能有说服力,没有资料积累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徐中玉这样表示。

徐先生强调知识的“无用之用”。他最早敏锐地意识到,文学教育对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活跃提升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徐先生治学态度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先生的学术态度又是非常开放的。”
方克强说,“在编辑《徐中玉文集》过程中,我非常惊讶的感受是,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的文章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当时西方的前沿研究。徐先生是搞古典文学的,他怎么对西方文论西方思想那么熟悉?这说明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注意吸收西方好的文论研究的养料。”方克强告诉记者,徐中玉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期间,在这本学术刊物上刊登了许多西方文论的翻译文章,而当时关于西方文论的书籍也不多,徐中玉亲力亲为,及时组织了很多西方文论的前沿研究翻译,“当时不少搞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就是从这里吸收了大量营养”。粉碎“四人帮”之后,徐中玉开始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青年学者夏中义对以前的文学基本原理提出了不同意见,徐先生并没有因为夏中义挑战权威而对其有意见,反而在看了夏中义的论述后认为他是有眼光的。正是徐中玉这种尊重人才、尊重各种意见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才办得红红火火。

最后,想谈谈徐中玉教授的办学思想。徐中玉先生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他很少耽于清谈,耽于空疏。他是中国知识界少见的行动型而且行动高效的知识分子。行动充实饱满着他生命的质量。他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例,指出古来有许多大学问家是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各种事务都做过,而且卓有成绩,并非白首穷经、足不出户、老死故乡的人。先生认为,行政事务也是一门大学问,今天谓之“管理学”,搞好搞坏,不仅关系到这门学问本身,还会严重牵涉到别的种种工作,包括各门学问是否得以顺利展开研究。校长不会管理,这个学校便难办好;系主任不会管理,这个系便难办好。

  “真正的书生意气”

徐先生1957年因为力主“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因言获罪。在历史的转瞬之间,从领导的诤友变为“右派”,打入另册。粉碎四人帮后,他平反复出,不改当年初衷,以古稀之年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先生办学提倡学术民主,自由创造,以学生为本,以科研为本,惜才爱才用才善才。前辈、同辈、晚辈,包括反右、文革时伤害批评过自己的教师,他都一视同仁,放手使用。老中青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在三尺讲坛上激扬文字,叱咤风云,传道解惑释疑,宣讲各自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教学上,先生更是大胆创新,敢为天下先。上任不久,即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特别是通过自愿考试选拔本科生,给予特殊的研究生式的定向培养。为学生拓宽学术视野、减负深造,创造有利条件。不拘一格鼓励学生在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大胆成才。甚至有文学才华的学生可以发表、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替代作业和考试成绩。我自己就是先生办学思想的受益者,先是免修了文学概论课,大二又成为先生定向培养的古代文论弟子,三十多年深受先生的亲炙教诲。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忍辱负重,对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充满了挚爱。我认为,正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这样的书生意气。书生意气往往被认为是贬义词,我却认为其中蕴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意气。它是一种升华了的知识者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这是徐中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阐述,也是其精神追求的一个表达。

先生办学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今天视为热门的国学,早在1980年春,先生即已意识到一个大时代的到来。认识到国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宏观框架中的价值。针对当时这方面的人才奇缺,先生倡导、举办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延请了郭绍虞、程应镠、钱仲联、施蛰存、程千帆、朱东润、舒芜、王文生、吴组湘、许杰、钱谷融……二十余位名重一时的名家大师,从四面八方来到丽娃河畔的文史楼,为全国各地近40名学员授课。一时间鸿儒云集、名流荟萃。把各自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最有心得的精粹,集中传授给学员。真正当得起“盛况空前”。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了全国各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

  “我在编《徐中玉文集》时看了他抗战时期发表的文章,民族主义是他的重要主题。编《大学语文》的时候,他也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有一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诗词、文章。”方克强说。“先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人物。你看他的工作,比如说编撰《大学语文》,他花了几十年的精力,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认为这门课程对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于年轻一代的培养,是很有意义的。”谭帆说。

担任耶鲁校长二十年之久的雷文谈到耶鲁作为世界一流大学长盛不衰的经验,认为就是集中在以多学科的通识教育,跨学科的广度,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强化通识教育的“无用性”。徐先生办学教学强调的正是这种知识的“无用之用”。他最早敏锐地意识到,文学教育作为通识教育,对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活跃提升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亲自主编《大学语文》,并且不断充实、调整、更新。近三十年来,《大学语文》出版总数二千多万册,惠及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几代莘莘学子。

  提起徐中玉,绕不开的一本书是《大学语文》。《大学语文》是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语文被取消,从此中断20多年。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徐中玉发出倡议,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响应。1981年,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问世,此后不断修订,至今已出第10版,印数累计3000多万册。除编撰教材之外,由徐中玉担任主编、会长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这些努力,奠定了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在大学语文的创设、推广、普及方面,徐先生功不可没。这与学术研究相比,别人看来似乎有点‘小儿科’,但是从培养人才上,这是百年大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森华如是说。

先生办学思想中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个理念是重视学会、刊物对大学教学的推动。先生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先是和周扬、荒煤等人组建了新时期国内最早的文艺理论学术团体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并且创办了学术地位仅次于《文学评论》的中文核心期刊《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师训班的基础上与郭绍虞先生一起推动组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推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在《大学语文》的出版推广中联手匡亚明先生,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此外,还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指导专业委员会,还请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施蛰存先生主办了《词学》(丛刊)。其中《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词学》是全国乃至全球唯一的古代文论和词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已经成为海内外研究这两门学者案头必备的刊物。一个系能拥有如此众多的国家一级学会和学术刊物,在全国高校中确实是“独此一家”、“独一无二”。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师生埋头科研争相发表学术成果的热情,有利地提升了全系的教学科研水平。

  “全国一级学会在上海的一共只有五个,其中三个是在华东师大,这个了不起。”齐森华介绍说。除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之外,徐中玉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并且创办了三本学术刊物:《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自学指导》。徐先生认为,新时期学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一定要有学术交流的平台。徐先生是一个文化活动组织家,当人家还没有感觉到学会、刊物对学科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时,他早已觉悟到并且去做了。这三本杂志和三个学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在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理论研究》这本杂志徐先生编了30多年,一直到97岁时还是主编。这个主编可不是挂名的,他是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最后文章定稿是他定,定稿之后,拟好小标题,每一期目录他都会手抄一遍,然后让编务去付印。”谭帆向记者介绍说。

正是因为徐先生民主、开明的办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现了在全国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和华东师大青年批评家两大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文学研究成果的全国考评中,中文系甚至取得了全国第一的骄人成绩。先生是当代学人中不多见的兼具行政、组织、活动、能用人才,有敏锐学术眼光和开阔学术视野的教育家。

  徐先生的床头挂着“道德文章”几个大字。百岁大家徐中玉的道德文章,就是他在学术领域竖起的一座丰碑。阅读原文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徐先生生活、学习、工作的一百年中,是我们国家、民族在忧患中不断奋斗、牺牲、艰难探索、奋然前行的一百年。先生八十岁自序就谓之“忧患深深八十年”。但徐先生从未没有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失望过,从未计较过个人的进退得失。即使在打成右派的二十多年中,他依然读书七百余种,手录资料一千多万字。先生不苟言笑,从不巧言令色。他始终以他自强不息、风骨凛然的人格力量打动着每一个在他身边学习、工作的人。他对腐败恶习嫉恶如仇,面对高压刚正不阿,但内心身处始终怀着对事业、对亲人、对同事和学生的一股看不见的柔情。是古人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为人坚定而从容。都说先生年轻,但和先生一起共事过的作家赵长天却认为,先生没有任何老年人容易产生的偏执,他的行为如高山流水般的畅达。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年轻来概括。长天说,这是一种成熟而不失激情,厚重却依然青春的境界,难以达到的境界。

来源|中国文化报 记者|洪伟成 编辑|戴勇

今年正月我去给先生拜年。先生仍然像三十年前一样,不管我如何阻拦,分手时一直送我到楼梯口。我站在楼梯上,坚持让先生进房。仰望着先生进房时略显苍老的背影,有热流在我心中涌动。先生的百年就是一个以自己的生命,守望着他的、也是我们共同精神家园的忠贞学人。在一个充满忧患动荡起伏的时代里,坚守就是一种力量。由此,我想到童年时读过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说的是一群孩子玩打仗的游戏。其中一个孩子做哨兵。后来所有游戏的孩子都一哄而散地回家了,只有那个孩子独自一人,孤独地守在夕阳西下的寒风里。恍惚中,徐先生消瘦的背影和那个孩子单薄的背影,慢慢重叠在了一起……

徐中玉其人

当代教授、学者、文艺理论家。长期在高校中文系执教,曾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副教授,沪江大学教授。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在任教同时,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执行副会长、会长,国家教委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主编(直到2010年卸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主编,《语文教学》主编。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系主任。

主要著述:

《抗战中的文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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